那一声闷响之后，屋里更静。
我坐在母亲床边，手指停在作文本那页红批上。窗纸被夜色贴住，玻璃上映出我的脸，苍白，眼下有两道坐长途车坐出来的阴影。杭州的夜晚总有霓虹替人遮羞，满山没有，满山只把人照回原样。
我起身去堂屋找灯。拉绳垂在梁下，绳尾打了一个旧结。我小时候够不着，每次都要跳起来拽，母亲便站在灶边看我，等我跳到第三次才伸手替我拉亮。灯泡闪了两下，发出陈旧的白光。墙上的诗句被照得更清楚，粉笔粉末在凹凸墙皮间起伏，像一条干涸的河。
我把藤箱搬到桌上。箱底铺着一张旧报纸，日期是我出生那年的春天。报纸上有水渍，字被洇开，只剩“山体”“整治”“搬迁”几个词完整。母亲把信分成四摞：寄出的、收到的、退回的、未寄。她的秩序细到残忍，连犹豫都要归档。
未寄那摞最薄，红绳勒得很紧。我解开时，指甲被纸边划了一下，细小的血珠冒出来，落在信封背面。我用纸巾按住，血还是在“满山”两个字旁边晕开一点。
信封没有贴邮票，收信人那栏空着。里面只有一页纸，折痕很深，像被人反复打开又反复放回去。
妈：
今天又下雨了。后山那块石头照旧起雾，先是从左侧那道细缝里冒出来，像有人在石头里煮水。孩子看见了，问我云是不是也会有家。我答不上来。
她快七岁，已经会背很多诗。她背得最好的是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。我没有告诉她，有些云不是坐着等来的，是被人一层一层压在石头里，等雨一来，才有机会出来透口气。
我还没有勇气带她去见你。
落款处没有名字。母亲只写了一个“澜”字，笔尖在最后一点停过，墨洇成一枚小小的黑痣。
我把信读了三遍。第三遍时，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屏着呼吸。妈。母亲在信里这样叫另一个女人。我从小没有外婆。不是死了，也不是远嫁，母亲给我的说法是：“没有来往。”这四个字像一扇被钉死的门，我小时候试着推过几次，后来学会绕开。
我拿起手机，想拍下来发给某个人。通讯录滑到最后，又退回桌面。能接收这种东西的人太少了。朋友会说节哀，会发拥抱的表情；前男友会在深夜回一句“你还好吗”，然后把我们都拖回更糟的旧账。中介只关心照片清不清楚，买家只关心屋顶漏不漏水。
我把信放回桌上，继续翻箱子。信下面有一本硬皮本，封面是褪色的墨绿，上面贴着一张小纸：云生石，雨日记录。
本子里不是日记，更像一份笨拙的实验报告。日期、雨量、风向、起雾时间、雾色、石缝水声。母亲用尺子画了表格，每一格都填得满满当当。她教语文，却把一块石头记录得像一个长期病人。
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七日，小雨，东南风。十点二十七分，石缝有白雾，持续四十分钟。吟吟说石头在呼吸。
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，暴雨，溪涨。左侧石缝有水声，似空腔回响。许说不可近。
许。这个字后面没有姓。可满山能被母亲这样写进本子的许，只有许伯。许伯年轻时送信，老了以后住在桥头的邮政所旧房里，门口挂一只褪色的绿邮箱。小时候他常把退订的报纸给我折纸船，说纸船最懂水路。母亲不许我收他的糖。
我翻到本子最后一页。那里夹着一张照片。照片边缘发黄，拍的是后山雨后。一块巨大的灰白岩石横在竹林尽头，石面上有青苔，像老人的眉。岩石左侧裂开一道窄缝，白雾正从里面浮出来。照片里有两个女人，年轻的母亲抱着小时候的我，站在石头前。另一个女人只露出半张侧脸，头发盘得很低，手里拿着一把黑伞。
我把照片翻到背面。
背面写着：她来了，又走了。雨很大，吟吟没有哭。
我的指尖慢慢冷下去。屋外传来狗吠，隔了几秒，又有男人说话的声音。灯光从后山晃过来，切开窗缝，在墙上扫出一条白亮的线。
我关了灯，走到窗边。两个人影沿小径往上走，戴着安全帽，手电照向岩体方向。一个人蹲下来，用喷漆在路边石头上做标记。鲜红的一道，在夜里像新伤。
手机又震。中介发来第二条消息：江小姐，买家问后山工程会不会影响产权，您方便确认一下吗？
我握着手机，忽然想起信里的那句：我还没有勇气带她去见你。
我不知道“你”是谁，也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把勇气藏了二十五年。但我知道，明天我得先去桥头。许伯如果还记得，他总该还欠我们一封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