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回到满山那天，村口没有风。
客车把我放在旧桥边，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，像看一个终于想起欠债的人。他没有催我，只把车门开着。山路窄，车门一开，潮冷的空气就扑进来，带着烂叶、柴烟和石头被水浸久了之后的气味。
我把行李箱拖下车。箱轮碾过桥面的青苔，声音发闷，像某种不合时宜的低语。桥下的溪水瘦得只剩一线，贴着石缝走。再往上，是满山的屋顶，灰瓦贴着灰瓦，一层一层，像旧相册里翻皱的边。
手机震了一下。中介发来消息：江小姐，您到了先拍几张屋内照片，买家明天想远程看房。
我把屏幕按黑。那一瞬间，路边的枫树忽然落下一大片叶子。没有风，叶子却像听见了什么命令，齐齐地松开枝头，铺在我鞋面上。橙红、褐黄、近乎发黑的紫，安静得过分。
我站了一会儿，想起母亲江澜常说的一句怪话：满山最会装没事。
她死在两周前。医院给我的电话打到第三遍，我才从杭州一间地下酒吧里走出来。那晚我刚采访完一个写电子诗的年轻人，他把投影打在烟雾上，说语言正在寻找新的身体。我接起电话，护士在另一头确认我的身份，声音像被白灯漂过。我说我是她女儿。说完这五个字，我才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把自己这样介绍给别人。
石屋在村子最里头，靠近后山。小时候我总觉得那房子像一块被人凿空的岩石，窗子小，门槛高，夏天阴凉，冬天阴冷。母亲偏爱它，说石头不说谎。我那时不懂，只觉得石头也不安慰人。
门锁还是旧铜锁。许伯替我保管了钥匙，昨晚在电话里说放在窗台第三块砖下。我蹲下去摸，指腹先碰到泥，再碰到铁锈。钥匙被一张塑料糖纸包着，糖纸已经褪色，只剩一点浅蓝，像被雨洗过的天。
门推开时，屋里没有灰尘飞起。母亲生前太爱收拾，连死后的空屋也像刚刚有人离开。桌上倒扣着茶杯，墙边靠着一把湿伞，伞骨上挂着两滴干成白痕的水。窗台的玻璃瓶里插着半枝野菊，花瓣卷边，仍硬撑着一点黄。
我没有立刻开灯。下午的光从窗缝斜进来，落在堂屋正面的白墙上。那里原来挂着父亲的遗像，父亲走得早，我对他的印象只剩黑框和母亲每年清明擦相框的手。现在相框不见了，墙上用粉笔写着两行字：
有雨云生石
无风叶满山
字是母亲的。她写粉笔字时总把横画压得很平，像怕字飞起来。可是这两行不一样，最后一个“山”字收笔很重，白粉嵌进墙皮，几乎像一道划痕。
我伸手去碰，粉末沾在指尖。门外忽然有人咳了一声。
“江吟。”
我回头，看见沈照站在院门口。他比记忆里高了些，也黑了些，袖口挽到小臂，手里拎着一把卷尺。少年时他总穿洗得发白的校服，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不交作业，却能把坏掉的窗栓修好。现在他站在黄叶里，像一件被山留下来的工具。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我问。
“一直在。”他说。
这回答像没回答。我们隔着院门沉默了一会儿。远处有电钻声，尖细地钻进山里，又被山反弹回来。
沈照抬手指了指屋后：“他们今天贴了告示，你看见没？”
我顺着他的手势走出去。石屋背后有一条小径，通向后山。墙根下贴着一张红头文件，边角被露水泡卷了。标题很长，大意是生态文旅观景工程施工预告。下面有一行加粗的字：爆破作业区域包括满山村北坡三号岩体，非施工人员请勿进入。
三号岩体。这个称呼陌生又干净，像医院病历上替人命名的编号。
“云生石在里面。”沈照说。
我看着那张纸。纸上盖着鲜红的章，红得像刚刚落下的枫叶被人碾碎。
“我明天要见买家。”我说。
沈照没有看我。他把卷尺收进掌心，金属片啪地一声缩回去。“江老师以前不让他们动那块石头。”
江老师。村里人还这样叫她。母亲在满山小学教了三十年语文，教到学校撤并，教室改成仓库，黑板被人搬去垫鸡窝。她最后几年只教几个老人认字，许伯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后，逢人就签，签得像颁布法令。
“她也没告诉我。”我说。
沈照这才看我一眼。那目光不尖，只是稳，稳得让我生出一点无处安放的烦躁。
“屋里还有东西。”他说，“她留给你的，不一定是房子。”
我想笑，没笑出来。多年在城市里练出的体面，在满山的潮气里忽然失灵。这里的人总以为一切都有更深的意思，一块石头，一场雨，一句没说完的话。可我回来只是为了一份死亡证明、一笔房款，和一个可以从此不再接听的故乡。
傍晚很快沉下来。沈照走后，我打开母亲的卧室。床铺整齐，枕边放着老花镜，镜腿断过，用黑线缠着。衣柜最下层有一只藤箱，锁扣坏了，一拉就开。里面不是衣服，是一摞摞信，按年份用红绳扎好。最上面压着一本小学作文本，封皮上写着我的名字：江吟，三年级。
我翻开，第一页是我小时候抄的诗，歪歪扭扭。母亲在旁边用红笔写：云不是天上才有，石头里也会生云。
窗外没有风。叶子还在落，一片一片擦过瓦檐，轻得像有人在屋顶走路。
我坐在床边，忽然听见后山传来一声闷响。不是雷，也不是电钻。更像石头在很深的地方翻了个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