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雨停了，天阴着，像一块没擦干净的玻璃。林越起得比平常早，没有开店门，在柜台底下拖出一只木箱。
箱子是父亲的，樟木的，锁早就坏了，用一截棉绳捆着。里面是父亲的维修底账，从一九八三年到二〇二〇年，一年一本，牛皮纸封面，边角被手指磨得起了毛。父亲不记账，只记表：什么表、什么毛病、换了什么件、收了多少钱。字很小，挤在格子纸的横线上，一行一行，像排队的人。
林越一本一本翻过去。他要找的是表壳上那串编号——昨晚他用放大镜抄下来了：LJ-98-0417。LJ 是临江钟表厂的厂标，98 是年份。这种编号他小时候见父亲登记过无数次。
一九九八年那本的封面颜色比别的深，像被水浸过又晾干。他翻开，一页一页地看。十月的记录不多，父亲的字在那一段时间忽然变得潦草，有几行划掉了又重写。十月十六日那页下面，是一道撕口。
撕掉的是十月十七日那一页。
撕口很整齐，是沿着装订线撕的，不仔细看几乎发现不了。但下一页的空白处留着几个淡淡的压痕——上一页写字太重，压过去的。林越把本子侧过来，迎着窗户的光，一点一点辨认那些压痕的笔画。
「……桦……表……已……」
还有一个数字，压得最深，像刻上去的：0417。
林越在凳子上坐了很久。十月十七日。撕掉的记录。一块编号 0417 的怀表。父亲为什么要把一页账撕掉？父亲连一张包零件的旧报纸都舍不得扔。
他把账本翻到最后。末页是空白的，父亲的账本从来不用末页，像是有意留出来的。可这一本的末页不是空白。
右下角有一行小字，比账上的字还小，像是随手写的，又像写了很久、描了很多遍，笔画边缘毛毛糙糙：
「三点十五，我对不住她。」
没有名字，没有日期。那支笔的墨水比账上的浅，不是同一年写的。
林越想起一件事。每年十月十七日，父亲都不接活。天没黑就关了店门，一个人在里屋喝酒，一瓶临江大曲，一碟炒花生，不开灯。小时候他推门进去，父亲也不骂他，只是摆摆手让他出去。有一年他隔着门缝看，看见父亲对着桌子对面的空凳子坐着，坐了一整夜。
他问过一次，十月十七是什么日子。父亲说，一个老主顾的忌日。他再问是哪个老主顾，父亲往嘴里丢了一粒花生米，说，大人的事。
后来他就不问了。这家里的事，不问，是一种活法。母亲走得早，父亲把他拉扯大，父子俩一天说不上十句话，可他知道父亲的米放在哪个缸里，父亲知道他修表时用哪一把镊子最顺手。他们靠这个过日子，不靠说话。
现在父亲不在了。那个空凳子的问题，隔着三年，从一本撕过的账本里，重新坐到了他对面。
林越把怀表从绒布盒里取出来，放在账本上。编号对编号，日期对日期。表针停在三点十五，账本上写着三点十五。照片里的女人抿着嘴笑，眼睛很亮。
「她。」林越低声念了一遍那个字。
他把一九九八年的账本揣进怀里，关了店门，在门上挂了块木牌：东家有事，歇业一天。木牌是父亲留下的，背面还有父亲刻的两个小字：勿扰。
巷口的水洼还没干，映着铅灰色的天。林越站在门口想了想，朝北走。北边两站地，是临江钟表厂的老厂区。父亲的工龄、手艺、那个「拙」字，都是从那里出来的。
走了几步，他又折回来，把怀表也揣上了。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——好像把它一个人留在店里，比带在身上更不放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