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一统了没几年，我就被绳子串着，去挖河。
陈亡那年，我在江边，眼看着南北两片打了快三百年的天下，让姓杨的一家攥在了手里。那阵子人人都说，好了，太平了，不打了。我活到那时候，快三百二十岁，早不信这种话——我见过太多"太平了"，每一回后头都跟着别的东西。可我那年是真盼着能太平几年。我累了。三百年的路走下来，我只想找个不打仗的地方，佃两亩地，安安静静地把这条不肯断的命再往下拖一拖。
我没拖成。新皇帝叫杨广，人称炀帝。他一坐上龙椅，就要办几件大事：修一座东都洛阳，凿一条通南北的大河，还要坐着龙舟，一路下江都去。这几件事，哪一件都用得着人。用人的法子很简单——征。一纸文书下到乡里，凡是壮丁，一个不许躲。我那时在通济渠边的一个村子里佃田，脸还是那张不显老的脸，正琢磨着又该换地方了，还没走成，绳子就先到了。
就这么，我第一百回、还是第几回，我记不清了，反正又一回，成了一个没名没姓的民夫。
一
挖河这活，我这辈子没干过更苦的。
先前在武州山记账，好歹是坐在草棚里蘸墨，看别人凿。这一回不成，这一回是我自己下水。冬月里，河底的泥是冰的，一脚踩下去，寒气顺着腿骨往上钻，钻到心里。我们几十个人一排，每人一把锹、一只筐，把河底的泥一锹一锹挖起来，装进筐，背上河堤，倒了，再下来。一天不知要上下多少回。河堤越堆越高，人越挖越深，到后来站在河底往上看，堤沿离得老远，天成了头顶上一条窄窄的缝。
泥是黏的，越到底下越黏，锹插进去拔不出来，得两个人一起使劲。水是渗的，白天刚掏空的沟，夜里又渗满，第二天接着掏。人整日整日泡在泥水里，腿上烂了一片，起先还疼，后来疼麻了，也就不觉出疼了。我这身子愈合得快，别人腿上烂个洞要命，我烂了两天就结痂——可我不敢让人看见，一让人看见我好得快，就又是那张催命的脸。于是我学着别人的样子，把裤腿也弄得脏兮兮血糊糊，装作跟大伙儿一样在烂，一样在疼。
这活，一天两顿饭。晌午一顿，天黑一顿，都是稀的，照得见碗底的人影。有力气的壮汉，一顿这个下去，撑不到晚上就发慌。可饭就那么多，监工掐着量给，说粮要省着运给下江都的船。
监工手里有鞭子。
二
监工姓什么，我到走都不知道。大伙儿背地里叫他"催命的"。
他手里那条鞭子，是牛皮拧的，甩起来在空里"啪"一声，落在人背上，一道血印子。他不常打人，可他一走过河堤，底下几十把锹就快起来——那声"啪"比什么都催工。他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：
「误了期，都提头来见。」
这话不是吓唬。这一段河，上头定了日子，几月几日必得通水。定日子的人坐在洛阳、坐在龙舟上，他不知道河底的泥有多黏、水有多凉，他只知道日子。日子压下来，压到催命的头上，催命的再压到我们头上。压到最后，压的是命。
我们那一段，误过一回期。
那回是雨。连着下了几天雨，挖好的沟全灌满了，堤也塌了一段，白干。上头的官下来看了，脸铁青，说误了这些日子，得有人担。担的法子，是把管我们这一段的两个小工头拖出去，当着几千民夫的面，砍了。
那两个工头，也是征来的民夫，不过是识几个字、管着记记工，比我们高半头。就为高这半头，误了期，头一个砍的就是他们。刀落下来的时候，几千人站在河堤上看，没一个人出声。我站在人堆里，看着那两颗头滚在泥里，滚了两滚，停下了。
泥吃血吃得很快。一会儿工夫，就看不出那儿淌过血。
那天往后，催命的那句"误了期都提头来见"，就不再是句吓唬的话了。我们都知道，那头是真能提下来的。
三
累死在河堤上的人，是就地埋的。
头一个死在我眼前的，是个邻县来的后生，姓田，才十七。他挖河不到一个月，人就垮了——不是伤，是熬。整日泡在冷水里，吃不饱，睡不足，人像一根柴，一天天往干里抽。有天早上他没起来，我去推他，身子已经硬了，脸朝着河底的方向，眼睛半睁着，像还在看那条没挖通的河。
我们把他抬到堤外。没有棺，没有席，就在堤根挖个坑，把他放进去，填上土。填土的是他同村来的一个老汉，一边填一边念叨，说回去怎么跟他娘交代。念着念着，土就填平了，堤根上多了一个小小的、看不出来的鼓包。
催命的走过来，看了一眼，问了句谁。有人答田家的小子。催命的点点头，说：
「记一笔，缺一个，回头补上。」
就这一句。我在武州山听过同一个调子，在邺城更早就听过——都是几个字，把一条命说完了，还顺带惦记着补人。人死了，缺的不是一个人，是一双挖河的手。
我蹲在那小土包边上，把"田家的小子，邻县来的，十七"这几个字，收进了心里。我连他的名都没问全。我在武州山就恨过这个——名字都问不全。可你在那样的地方，连自己的命都拴在绳上，哪顾得上一个个去问名字。我只能把问得到的、看得见的，尽量收着。
那年冬天到开春，我们那一段堤根上，这样的小土包，多了我数不过来。有睡过去没醒的，有掉进沟里没爬上来的，有病了拖两天就没的。人一个个陷进这条河底，像那些泥，一锹下去，再拔不出来。
河一天天往前通，通到哪儿，堤根的土包就跟到哪儿。后来我想，这条河真挖通了，河底下、堤根下，垫的是一层什么，怕是只有我这样活得长、又肯记的人，才敢去想。
四
就在我们泡在泥水里的这些日子，河那头，皇帝下江都了。
消息是运粮的船夫带来的。他说龙舟从洛阳出来了，那船大得不像船，像一座浮在水上的殿，几层高，上头住着皇帝、妃子、百官。这样的大船不止一条，前前后后一串，拉起来绵延二百里，看不见头也看不见尾。拉船的纤夫，光是拉这一支船队，就用了几万人，在两岸拖着走。
「你们知道晚上什么样？」船夫压着嗓子，眼睛却亮，「入夜了，那一串船上全点着灯，火把、宫灯，一盏挨一盏，两百里连成一条火龙。听说啊，龙舟过的地方，半边天都是红的，跟白日头似的，几十里外都看得见。」
我们几十个泡在冷泥里的人，听他说这个，一时都没言语。
有人小声问，那船上，吃什么。
船夫说，沿岸五百里的州县，都摊派了要供龙舟的酒食，好东西流水一样往船上送，送不完的，吃剩的，就地埋了。
"就地埋了"——我心里"咯噔"一下。我们这堤根上就地埋的，是人。那船上就地埋的，是吃不完的饭菜。同一片天底下，同一条河的水，一头埋人，一头埋饭。
那天夜里，我睡不着，爬到堤上去。往东南望，天边果然有一片淡淡的红，不像火烧云，火烧云在日头落时，这红却在半夜里，稳稳地铺在天脚，一点不散。那就是龙舟的灯了。二百里的灯，把那半边天染红，红到几十里外我们这些挖河的都看得见。
我在堤上站了很久。风很冷，堤下就是那些看不出来的小土包。我忽然想起在云冈崖底下看出来的那件事——佛越凿越大，凿佛的人越来越小。这会儿我又看出来一件差不多的：
灯越亮，骨头越多。
那半边天的红有多亮，这堤根下埋的人就有多少。皇帝的灯，是拿这一河的骨头点起来的。往后不知多少年，人们会记得这条大河，记得这灯火照亮半边天的龙舟，记得开这河的是哪一朝哪一帝。这都会写进书里。可挖河的田家小子不会，那两个滚在泥里的工头不会，我数不过来的那些小土包，更不会。
灯留下来，骨头留不下来。这就是我在这条河上，看出来的第二件事。
五
可我得说句公道话——这条河，是条好河。
我在河上熬了这些年，也算把它看明白了。这河一通，南边的粮、布、盐、木，坐着船就能一路运到北边，运到洛阳，运得又多又省。先前从南到北，走陆路，人挑马驮，十成的粮路上要吃掉三四成；如今装上船，顺水一漂就到了。这河把打了三百年、隔着一条大江老死不相往来的南北，用水连成了一条。这是天大的好事，是往后一千年、许多代人都要沾光的好事。
我心里明白这个。所以我没法像别人那样，一张嘴就骂杨广是昏君。这河不是昏君才修得出来的，昏君没这个心气。可这么一件千年的好事，底下垫的偏偏是这么多没名字的骨头。好事是真好，骨头也是真骨头。我活得长，坏就坏在这个——我既看得见那半边天的灯有多亮，也数得清这堤根下的土包有多少，两样都推不开，只能一齐搁在心里，压得慌。
那本无形的账，我又添了长长一串。田家的小子，邻县十七岁；两个滚在泥里的工头；睡过去没醒的老周；掉进沟里没上来的哑巴；还有那些我连姓都没问全的，一个，一个，又一个。数到后头我又数不清了，只知道很长，长得比那半边天的红还宽。
我数着这串名字，忽然明白老僧那句话，为什么这些年越压越沉。他说，我活得长，就替那些活不长的记着。可我越活越长，要记的人越来越多，多到我一个人的心，快装不下了。
六
河快挖通的时候，风声也变了。
先是运粮的船夫少了，来的也不敢多说话。后来听说，几处摊派粮草的州县，交不上了——不是不肯交，是村里的壮丁死的死、逃的逃，田没人种，粮打不出来，拿什么交。再后来，逃的人越来越多。有从河上逃的，有从东都工地上逃的，绳子拴不住了，一队队地往山里跑。
逃进山的人，起先是躲役。躲着躲着，官府来抓，抓不着，就烧他村子。人被逼到没路，索性反了。这话头一回传到河上，是个夜里，几个民夫凑在一处，压着嗓子说，山东那边，有人反了；河北那边，也有人反了。反的人打出旗号，聚起了几千、几万。
我蹲在一旁听，没说话，心里却"咯噔"一下——这个味道，我太熟了。
民力耗到了底，民怨憋到了头，逃的、饿的、走投无路的，聚到一处，就成了燎原的火。西晋末年是这样，我亲眼见过洛阳怎么塌的；后来一朝一朝，塌了一回又一回。天下刚一统二十来年，太平话音还没落地，这台机器又要散架了。新朝往往还有一场大乱——这话我早就知道，如今又要应验一回。
我算了算，我在这世上，快三百二十年了。三百二十年里，我数不清送走了多少个盛世，又数不清迎来了多少场乱世。灯亮起来，我看着；灯灭下去，我也看着；灯底下那些骨头，就我一个人在数。
河通了。灯还亮着。可挖河的人，十个里已经去了三四个。
我站在快挖通的河堤上，望着东南那片一夜比一夜黯的红，又回头望着西北山里那些一夜比一夜密的火。一头的灯要灭了，一头的火要起了。旧的一套又要塌，新的一套还没影。这个来回，我走过太多遍，闭着眼都知道下一步是什么——城会破，人会散，路上会尸横遍野，我会背着这本越来越沉的账，又一次往乱世里走。
可这一回，不知怎么，我心里隐隐有点不一样的东西。
三百年了，塌了又塌，我从没见过一次真正塌到底、就再也起不来的。它总要重新立起来。而每一回重立，我都在场。也许，就在这一片将起未起的火里，藏着一个跟从前不太一样的天下——一个我盼了三百年、终于能安安稳稳佃两亩地、把这本账好好记完的天下。
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河底下那些土包不会自己开口，得有人替它们记着。灯是给活人看的，骨头是给我一个人数的。
我把锹往肩上一扛，最后看了一眼那条快要通水的大河，转身，往乱世的方向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