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跟着一群逃兵荒的人，走进关中的。
运河修完那几年，我在江都地界替漕船看过一阵仓，眼看着那位一心要把天下攒成一件大器物的皇帝，把国库、把民力、把自己，一并耗到了底。后来江都乱起来，我不愿再看第二座台城似的地方，便一路往西,渡了河，进了关。掐指算算,从我在洛阳落地的太康年间到这一年,三百三十三年了。三百三十三年,我这个数字念出来自己都嫌荒唐,像账房先生记错了一笔怎么也平不了的账。
进关的路上，天下已经不成个样子。往东是瓦岗，往北是窦建德，山东河北到处是打着各色旗号的反王，一个说自己是天子，隔壁那个也说自己是。我一个活了三百年的人，见过的皇帝比这些人手里的兵还多，早就学会了不掺和——皇帝换得比坊门上的木牌还勤，我记不住，也不必记。我要记的从来不是他们。
和我一路走的,有个跛脚的老汉，姓吴，我唤他吴伯。还有个半大孩子，是他半道上捡的，父母都死在乱兵里了，孩子自己不肯说名字，吴伯就随口叫他「拾儿」——路上拾来的。我们三个凑在一处，也没什么缘由,不过是乱世里三根浮草,凑着抱团，好过一根一根被水冲散。
长安城下
我们赶到长安城下的时候，是这年冬天。太原来的兵已经把城围了。
领兵的是个姓李的,唐国公,叫李渊。这名字我听人念过几回，也没往心里去——姓李的想当皇帝的，这些年我见得多了，我自己还姓李呢。城里守着代王，一个孩子，做不得主，底下人各怀各的心思。围了些天，也没见怎么恶战，一日清早,城门就开了。
我原以为要见一场血。我见过太多破城了——洛阳那一夜的火，台城里活活饿死的一城人，我怕极了那种场面，怕到躲进关中来。可这一回，城破得竟出奇的静。兵进了城，没有大烧大杀，据说那位唐公下了严令，敢抢掠百姓的立斩。头几日街上还闭着门，缩着人，过了些时候，胆大的先开了半扇门探头看，见没事，第二日就把门开全了。
吴伯蹲在坊墙根下晒太阳，眯着眼跟我说：
「三白，你说这回是不是能安生了？」
我没敢应。这句话我这三百年听人说过不下百遍。永嘉之前有人这么说，南渡的船上有人这么说，淝水打赢了那年江南人这么说，运河刚通、龙舟下江南那年也有人这么说。每一回说完，没过多久，就又是一场火，一城人。我早不敢接这句话了。
可这一回，我心里那点东西，隐隐是活动了一下的。
新朝的第一个春天
第二年开春，长安城里传遍了——那孩子皇帝把位子让了出来,唐公受了禅，做了皇帝，改元武德，国号叫唐。
我站在西市里，听人念这消息，念得平平淡淡，像在念今天粟价几何。三百多年了，我送走过的朝代，两只手数不过来——西晋、成汉、前赵后赵、前秦、东晋、宋齐梁陈、北魏、东西魏、北齐北周，隋。它们兴的时候都热热闹闹，亡的时候都凄凄惶惶，一个压着一个，像潮水，一浪盖过一浪。如今又立了一个，叫唐。我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——不是欢喜,是一种走了太久太久的人，忽然听说前头有个地方也许能歇脚的那种,半信半疑的乏。
可市井是真的活过来了。
西市重新开了。卖胡饼的支起了炉，芝麻的香味老远就闻得见。西域来的商人牵着骆驼，绢帛论匹地堆——这场面,我在一百多年前重造的洛阳金市见过,再往前,在阿枣塞我三颗枣的那个洛阳金市,也见过。三百年了,这片土地上的人,好像总有这么一股子劲:不管烧过几回，塌过几回，只要给一口喘息，就又支起炉子,又堆起绢，又生火做饭，又开始张罗着好好活下去。
拾儿头一回吃上热乎的胡饼，烫得两只手来回倒，也舍不得撒手，腮帮子鼓得像揣了个球。吴伯在旁边看着他，眼睛笑成两条缝，跟我念叨：
「你看这孩子，能吃就好，能吃就是要长的。」
我看着那孩子的脸。他吃饱了的样子，跟三百年前豆子吃饱了的样子，没什么两样。孩子的脸，三百年都是一个样。
送别
安生下来，各人就有了各人的去处。
吴伯在城南寻着了个远房侄子，早年逃荒失散的，如今在唐军里当了个小校，日子安顿了，托人四处寻他这个叔。侄子要接他去同住，也肯连拾儿一并收下——添一双筷子的事,如今这世道，添得起了。
吴伯来跟我说这事的时候，是有些不好意思的，搓着手，跛着脚，半天绕不到正题。我先替他把话说了。
「去。」我说，「这是好事。孩子跟着你，有个正经落脚地，比跟着我们这样飘着强。」
「那你呢？」吴伯问，「一块去啊。我侄子那里，不多你一个。」
我笑了笑，没接这个话。我这三百年，最会的就是不接这个话。
该走的那天早上，天很好，是关中那种干干净净的春天,风里带点土腥,也带点新草的甜。吴伯拄着根拐，拾儿背着个小包袱，站在坊门口跟我道别。
「三白哥。」拾儿仰头看我。这些天,不知不觉，他管我叫哥了。他到底还是把名字告诉了我们——他叫什么，我如今记在心里那本账上，就在豆子后头,老张后头,贺六后头,那一长串名字的后头,又添了一个。
「我给你留了个东西。」拾儿从怀里掏出个物件，塞我手里。
是半块胡饼，硬了，是他昨天舍不得吃、藏起来的。
「路上饿了吃。」他说。
我捏着那半块凉透的硬饼，喉咙里像塞了什么。三百年了,总有人往我怀里塞吃的。阿枣塞过粟，塞过枣。如今是这孩子，塞半块饼。他们都以为我是要饿的人。他们不知道，我这具身子饿不死——真要饿的,从来是他们。可这半块饼我不能不收。收下,是收他这份心。
「哥不饿。」我把饼揣好，蹲下来，跟他一般高，「哥有别的话嘱咐你。」
我想教他点什么。我想了想，三百年里我攒下的活命的规矩，能省一口是一口，能走的时候别回头，跟紧了别撒手——这些都是乱世里的话。可眼前这孩子,要走进的是个也许能安生几十年、上百年的新朝。乱世的规矩,他也许用不上了。
于是我只说了一句：
「好好长大。别学哥这样，一个地方待不住。」
吴伯听不大懂这话,只当我玩笑。拾儿也听不懂，用力点头，像答应了一件顶要紧的事。
我把他们送到坊门外。吴伯一步一拐地往前走，拾儿走几步回一次头，朝我摆手。我站着，也朝他摆手，一直摆到他们拐进街角，看不见了。
阿枣当年说，能走的时候别回头。我这三百年，送人送得多了，慢慢咂摸出来——她这话，其实是说给走的人听的。我是留下的这个，我不必不回头。我看着他们走，一直看到看不见。看着一个人好好地、往一个能活下去的地方走去,这是我这三百年里，最舍不得、也最愿意看的一幕。
因为多半，我是再见不着他了。等他老了，我还是这张脸。等他死了，我还在。我这一辈子，就是这么一回一回地，把身边的人，一个一个送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去。这是我的宿命，认了三百年了。
那本账
他们走后，我一个人在长安城里,又待了些日子。
新朝的头一个春天，长安是真好看。柳絮飞得满城都是，落在新支起的摊子上，落在重新开张的酒垆的酒旗上，落在孩子们的头发上。曲江边上，有人放风筝了。有人娶亲，鼓乐吹吹打打过街，红绸子在春风里飘。三百多年没见过的太平气象，一点一点，从这座城的砖缝里,重新长了出来。
我常一个人，在城里走。走着走着,就到了某处僻静的坊角,或是曲江边一棵柳树底下,坐下来。
我从怀里，取出那个裹了一层又一层的布包，一层层打开。最里头，还是那只小鞋，孩子的，很小的一只，鞋头绣着半朵没绣完的花。三百多年了，布磨得快透了，线的颜色淡得几乎看不出，那半朵花,还是没绣完。它永远绣不完了。绣它的那只手,三百多年前，就停在了洛阳城门那一夜。
我把小鞋放在膝盖上，像在伊水边那块石头上一样，像在重造的洛阳那口老井边一样。这只鞋，陪我走过了永嘉的火，走过了长江,走过了邺城的磨盘,走过了台城的饿殍,走过了那条填了几十万条命的运河。它是我这三百年里，唯一一样,从头到尾都在的东西。
然后，我开始念名字。
我念得很慢。阿枣。豆子。巷子深处那三个入秋后就没再哭的孩子——我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只记得那哭声，和那哭声停下来的那个立秋。坐在门槛上不肯走、我没拉动的那个老翁。会稽的河上撑了一辈子船、嘴角总叼着一截草茎、不识字却总说「今日水路不好走」的老张。云冈的崖壁上凿佛、一脚踩空从架子上摔下去、牙很白、到死没娶上媳妇的贺六。台城里最后那些日子，把最后一口米让给孩子、自己坐着坐着就不动了的人。运河边上，累到直接倒进河泥里、连尸首都被下一段河道盖过去的民夫,他们太多了,多到我记不下每一个名字,我就记那个数,记他们是一群人,记他们来过。
我一个一个地念。念到后来，我发现这本账，已经这么长了。三百多年，我心里记着的名字，比长安城里此刻活着的人,也许还要多。他们没有一个,留在了史书上。史书记的是那些换来换去的皇帝,是唐公入长安,是隋亡唐兴。史书记不住这些人。他们太小了,小到像柳絮，风一吹就没了，落在地上,连个印子都不留。
可他们来过。
阿枣泼辣地活过,把最后半瓮粟分了我一小捧。豆子在槐树底下挖过虫子,把泥拍自己一脸。老张撑着船笑过，把草茎往水里一吐，说今日水路不好走。贺六凿佛凿到满手是茧，还嘴硬说攒够了钱就娶个婆娘。他们真真切切地，在这片土地上活过,哭过，笑过,饿过，然后走了。
三百多年前，邺城那个廊下的老僧，跟我说过一句话。那时我没全懂,只觉得它像一粒石子，落进我心里那口深井,扑通一声。这三百年，这句话在洛阳的废墟里回响过，在无数座塌了的城里回响过。此刻，在长安新朝的第一个春天，柳絮满天地落，它最后一次，也是最重的一次,在我心里响起来:
「别人活得短，忘得也快。你活得长——就替那些活不长的，记着他们来过。」
我坐在柳树底下，忽然就把这件事，彻彻底底地认下了。
我到今天也不知道,我为什么会掉进三百年前那个太康年间的洛阳。不知道我这具身子为什么不老，为什么割了就长、刺了就合，怎么都死不掉。三百年了，我问过天,问过佛，问过道士的丹炉和和尚的经卷,没有一个人能答我。也许我永远不会知道。
可我不再执着于此了。
为什么来，为什么不老，这些也许根本没有答案。就算有,那答案也太大了,大到不是我一个从前替人抄书跑腿的小职员，该去够的。我够不着，也不想够了。我只知道一件我够得着的事:这三百年，我替这些没人记得的人,记着他们来过。我给自己找的这个理由,也许不是老天派给我的真答案,可它是我自己认下的。一个人活着,总得有个理由。这个,就是我的。
我把小鞋，重新一层一层裹好，贴身放回去。
上路
柳絮落尽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又该走了。
倒不是出了什么事。是我心里那根老弦,又绷起来了。我在长安,已经待得够久，久到街坊里开始有人多看我两眼——「这后生怎么去年是这张脸，今年还是这张脸」。这句嘀咕，我这三百年听了几十遍，每一遍,都是该收拾行囊的信号。脸不老,是要出事的。这道理，我在邺城就学会了，学了三百年,再没忘过。
新朝立了，可新朝也留我不住。李渊当了皇帝，跟我没关系;长安太平了，也不是给我这样的人预备的太平。我这样的人,注定要一直走。走出这个坊,走出长安,走进下一段还没发生的年月里去。
我收拾行囊。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——三百年了,我早学会了空着手过日子,东西一多，走起来就沉,就舍不得,舍不得就走不动。我这样的人，走不动是要命的。我怀里贴身的，还是那只绣了半朵花的小鞋。除了它，我这三百年，什么都没能留住,也就只留住了它。
拾儿留的那半块胡饼，我也一直揣着，没舍得吃。走的时候，我在坊墙根下，喂了一只瘦猫。
临出城门,我回头望了一眼长安。
新朝的太阳底下，这座城正一寸一寸地长起来——跟一百多年前那座重造的洛阳一模一样。夯土的号子，叫卖的吆喝，孩子的哭闹,鼓乐,酒旗,柳树。活气。
我心里清楚，这座城，这个朝,往后会有好日子。也许会太平几十年、上百年，也许会有我这三百年都没见过的盛世,楼盖得更高，市开得更大，胡商来得更多。可我也清楚——它早晚,还会有它自己的那一夜火,那一城人。没有一座城逃得过。到那时候,还得有个人,替这一朝的普通人，记着他们来过。
那个人，多半还是我。
我把行囊往肩上一挪，转过身，出了城门,朝着东边——也可能是南边,我还没想好——总之是朝着一个还没有我、也还没发生的地方，一步一步，走了下去。
关中的风从背后吹过来,把最后几片柳絮，送出老远。
史书记不住我这样的人，也记不住我要去记的那些人。可没关系。我活得长。我替他们，一直记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