洛阳那笔账记下之后，我又在北边待了些年头。后来的事，说来话长，一句带过：北边那座朝廷没能安生，六镇的兵先反了，再后来东一半西一半地裂开，元姓的皇帝一个接一个地废，城头的旗换得比坊门的木牌还勤。我一个记账的老不死，实在不想再看一座城怎么在自己人手里散架，就随着南下的行商，一路挑着担、赶着船，又过了江。
这一回落脚，是建康。就是当年衣冠南渡我头一回过江落脚的那座城。掐指算算，我在这世上，已经活了两百六十来年了。
说实话，回到建康，我是欢喜的。
台城根下
我头一回过江那会儿，建康还带着逃难的仓皇，满城是刚从北边逃过来、惊魂未定的人。两百年过去，它早不是那个样子了。
如今的建康，是天底下顶富庶顶精致的一座城。秦淮河两岸，画舫一条挨一条，晚上灯火把水都照亮了。城里佛寺据说有四百八十座，晨钟一响，这一座接那一座，钟声能荡到江上去。街上走的士族公子，个个熏了衣、剃了面、傅了粉、施了朱——男人也涂脂抹粉，走起路来一阵香风，坐下去要人扶，说是骨头娇贵，走远一点就喘。我头一回看见，差点没绷住笑：这世上竟有过得这样金贵的人。
我在台城根下一家米铺帮工，扛米、记账、看斗斛。台城就是宫城，皇帝住的地方，青砖高墙，飞檐叠着飞檐。城里的皇帝已经八十多岁了，在位快五十年，晚年信佛信得几次舍身进同泰寺当和尚，又要臣子拿大钱把他赎回来。这些朝堂上的事，我一个扛米的听个热闹。跟我搭伙的老陈说得实在：
「管他谁当皇帝。米价平，日子就好过。」
那几年米价确实平。一斗米不过几十钱，铺子里粟麦堆得满仓，我记账记得手都乏。城里人吃得精细，米要舂得白，糙一点都嫌。有回一位士族家的仆役来买米，嫌我们的米黄了些，把半袋子退回来，说他家郎君只吃头道白米。我心想，这样的城，这样的人，是要享几辈子福的。
那年是太清元年。城里最热的话头，是北边来了个降将，叫侯景，带着人马来投梁朝。朝廷收下了，封了官，给了地。茶楼里说书的把这事编成段子，说北人如何了得。老陈听了直摇头：「养虎。」我当时没往心里去。
八千人过江
第二年秋天，侯景反了。
起先没人当回事。偌大一个梁朝，几十州的兵，还怕他一个降将？可他偏偏就打过来了。听说他统共只带了八千人，从采石渡的江。八千人，在建康这样一座百万人的大城跟前，本该是往水里扔一把沙。
可这把沙，扑到城墙根底下了。
我记得他兵临城下那天。我正在铺子里过斗，忽然听见街上乱起来，人往南跑，喊「反兵进城了」。我跑到街口看，只见远处烟起，秦淮河那边的浮桥被人抢了，画舫翻在水里，灯还没灭，就那么在水面上一盏一盏地漂、一盏一盏地熄。
那些平日走路都要人扶的士族公子，这会儿也跑。我看见一个傅着粉的年轻郎君，被人从马上挤下来，粉面沾了泥，鞋跑丢了一只，一瘸一拐地跟着人潮往台城里挤——台城墙高门厚，一时成了全城人最想钻进去的地方。皇帝、百官、士族，还有跑得进去的百姓，一股脑全涌进了那座宫城。门一关，把侯景的八千人和满城的乱，都关在了外头。
我没往台城里挤。
我在城破逃难上，是有经验的——两百多年前那点惨痛经验。人往一处堵，堵成一团，就是死地。我在洛阳城门底下，亲眼见过人潮怎么把人踩成泥。我拉了老陈一把：「别往里挤。」可老陈的婆娘、闺女都在城那头，他红着眼要去寻，一头扎进人堆里，就不见了。
我没拦住。到底也没能拦住。这么多年，我拦不住的人，太多了。
围
台城被围了。
我原以为，官军几十州的兵，几天就能把侯景那八千人赶下江去。可一天一天过去，勤王的兵倒是来了，来了好几路，扎在城外，一眼望去旌旗招展，看着比侯景的人多十倍。可他们就那么扎着，谁也不肯先动，都盯着别人先出力，自己好保存人马。我在城里，天天听人望着城外那片军营盼，盼着盼着，把日子盼没了。
围城的日子，我在洛阳过过一回。那口味，一闻就认得。
先是米。
米铺的存粮，头半个月就见了底。城门一封，米进不来，人还得吃。我眼看着一斗米从几十钱，涨到几百钱，涨到几千钱。老陈不在了，铺子里就我一个，掌柜早不知躲哪去了。我把最后几斗米分给了街坊，自己留了一小把——不是留着吃，是留着换命的，乱世里我懂这个。
后来，米就不论斗了。
我亲眼见一斗米换出去，要几万钱。到最后，钱也不管用了。钱不能吃。城里最金贵的东西，成了一切能进嘴的：草根、树皮、皮甲上熬下来的皮，最后连老鼠、连鞋底，都成了吃食。城里的佛寺四百八十座，供着的都是慈悲面孔，可佛前的香油、贡果，早被人分吃干净了。
我头一回看清，什么叫富贵一钱不值。
门前
那些傅粉施朱的士族公子，就是这时候一个一个倒下去的。
他们平日多精致啊——熏衣要用什么香，剃面要修得多光，出门坐车不走路，一步都懒得多迈。可这些讲究，到了饥荒面前，一样不顶用。他们不会种地，不会寻食，不会像市井人那样为一口吃的去争去抢，甚至连怎么把自己喂活都不会。他们只会等着仆役供奉，可仆役也饿死了，跑光了。
我在城里走，见过一个。
是个二十来岁的郎君，穿着极好的丝袍，倒在自家朱漆的大门前，门楣上还挂着显赫的匾。他脸上的粉还没褪尽，只是那张涂过粉的脸，如今瘦得只剩一层皮贴在骨头上，颧骨支楞着，嘴唇干裂。他大约是想出门寻点吃的，可才走到自家门槛，就没了气力，就那么坐倒在门前，靠着自家的门，死了。手里还攥着半卷书。
他家那道朱门，油漆还亮着。门里想必曾是钟鸣鼎食、笙歌不断的日子。门外，是他自己的尸首。
我从他身边走过，没敢多看。我心里想的却是米铺那个退米的仆役，那个说他家郎君只吃头道白米的人——不知是不是这一家。头道白米，如今哪里还有。
那双小手
再往后的事，我不太想细说。
饿到极处，人就不成其为人了。城里开始有疫病，尸首没人收，堆在墙根、堆在巷子里，堆着堆着，活人也懒得再避。有些人家，孩子实在喂不活了，又不忍心亲手……于是两家换着来。这四个字，我不愿写下去。围城里，我听人低声说过一回，说的人眼睛是直的，声音是平的，平得叫人脊背发凉——不是狠，是饿到那份上，连哭都哭不出来了。
我怀里，一直贴身裹着那只小鞋。
两百多年了，那只绣了半朵花没绣完的小鞋。是豆子的。围城最难熬的那些夜里，我一个人缩在米铺后头的空仓里，手隔着衣裳，按着那只小鞋。我不敢拿出来看。这样的城里，这样的时候，我怕一看，就想起洛阳城门底下那阵哭声，想起那三个入秋后再没哭过的孩子。
有一天，一个女人抱着孩子从我门前过。孩子已经不动了，很小，脑袋耷拉在她臂弯里。她走得很慢，也不哭，就那么一步一步往前走，不知要走去哪里。我认得孩子脚上那双鞋——一双寻常的、母亲亲手做的小布鞋，鞋头也绣着花。
我别过脸去。
我这具身子，饿不死。这些日子，我瘦，我难受，可我知道我死不了。城里的人一个一个倒下去，我一个不老不死的东西，却好端端地活着，看着他们死。这是我头一回，恨自己这副死不了的身子。凭什么是我活着？凭什么活着的偏偏是我这样一个，谁也救不了、只会记账的旁人？
城头的乌鸦
台城围了一百三十多天。
城头上，起先还有兵守着，还有旗。后来旗歪了，兵少了，人影稀了。飞在城头上的，换成了乌鸦。
那阵子，乌鸦特别多。它们黑压压地落在台城的飞檐上，落在宫墙的垛口上，一排一排，也不怎么叫，就那么蹲着，低头看城里。它们比谁都清楚城里有什么。城里死的人多，它们就来得多。这座城最富庶的时候，我记得檐上落的是燕子，春天衔泥筑窝，唧唧地闹。如今燕子没了，落的是乌鸦。
我天天看那城头的乌鸦，数它们一天比一天多。它们蹲在皇帝的宫墙上，一动不动，像给这座城守着丧。
那座城里最尊贵的人——那位八十六岁、在位快五十年、几次舍身出家的老皇帝，最后也没能例外。城破前后，他就那么困在台城里，要什么没什么，据说到最后想喝一口蜜水都喝不上，就那样饿死在他的宫城里。一辈子的江山，四百八十座佛寺，几十万顶礼膜拜的臣民，到头来，一口蜜水都换不来。
我在城里，听人把这消息传来传去，谁也没什么反应。那时候，城里每天都死那么多人，一个皇帝的死，也就是一条消息。饿死是不认人的，它把最贵的和最贱的，一样收走。
城破那天
城破那天，我又活了下来。
这已经是我第二回，眼睁睁看着一座我熟的大城死掉。头一回是永嘉五年，洛阳，火。这一回是太清三年，建康，饿。两回都在场的，天底下，大约只有我一个。
侯景的兵进城的时候，我缩在米铺后仓的一堆空麻袋底下，屏着气。我怀里揣着那只小鞋，手一直按着它。外头有喊杀，有哭，有房子塌下来的闷响。我闭着眼，等这一切过去——我知道我等得起，我死不了。这一点，这一回，成了我唯一的凭仗，也成了我唯一的罪过。
后来外头静下来了。我从麻袋底下爬出来，摸黑走出米铺。
建康没了。
不是烧没的，是饿没的、空没的。街上没有灯，没有画舫，没有香风，没有傅粉的公子。四百八十座佛寺的晨钟，一口也没响。整座城静得像一口枯井，只有远处，隐隐还有乌鸦的叫。据说这一场围城下来，城里活着的，十不存一——先前挤在城里几十万口子，最后剩下的，据说不过两三千人。一座天底下顶繁华的城，几个月里，就成了这样。
我站在空荡荡的街上，摸出怀里那只小鞋。
两百多年了。布磨得更薄了，那半朵花，还是没绣完。我借着一点星光，看着它，忽然就想起了洛阳——那年我攥着这只小鞋，从伊阙的芦苇里爬出来，也是这样一座我爱过的大城，在我身后死掉。
两座城了。两座我熟的、我爱过的、我在里头有过牵挂的大城，都死在了我前头。它们死的样子不一样，一座烧，一座饿；可它们死之前，都那样地繁华过、那样地热闹过，仿佛能这么好上一万年。
我这才明白一件事：越是繁华的城，塌得越惨，也塌得越快。它繁华得越精致，摔下来就越是没个缓冲——那些傅粉的、只吃头道白米的日子，撑不过第一场饥荒。
我在心里，把这座城里死去的人，一个一个记下来。老陈。老陈的婆娘和闺女，虽然我没见着她们，也一并记了。那个倒在自家朱门前、手里攥着半卷书的年轻郎君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就记他「朱门前那位」。那个抱着不动的孩子、一步一步走的母亲。那个说城里换孩子、眼睛发直声音发平的人。城头的乌鸦数不清，我数不过来，就把它们底下那些没名没姓的人，一并记进了那本无形的账里。
这座城最富庶的时候，没人记得给它记账；等它死了，也没人替这些人记着。只有我。这担子还是那句老话——我活得长，就该替那些活不长的，记着他们来过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把小鞋重新裹好，贴身放回去。
阿枣说过，能走的时候，别回头。我又要走了。这一座城，也死在了我前头，而我还得往下走——往哪走我不知道，只知道这世道还没完，前头还有城，还有人，还有账。我把这只永远绣不完那半朵花的小鞋按了按，迈过一具没人收的尸首，往城门的方向去了。
城门口的老槐上，落着一只乌鸦。它歪着头看我。我看它。到底谁也没先动，还是我先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