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上一回见洛阳，它正在烧。
那是永嘉五年，我攥着一只小鞋从伊阙的芦苇里爬出来，没敢回头。身后那把火烧了太庙，烧了宫室，据说连夯土的坊墙都烧得酥了，一推就倒。我朝南走，走了一辈子那么久，把这座城留在了背后，也留在了心里最不敢碰的那一格。
如今我又站在它跟前。掐指一算，从那场火到今天，一百八十三年。
我是随着北边迁来的人流回来的。这一年，平城的皇帝忽然要把国都往南搬，搬到洛阳来。我在云冈崖下替石匠记名记了十几年，脸还是那张脸，早该挪窝了——正巧赶上这趟大搬家，几十万人拖家带口往南走，路上多我一个不多，谁也顾不上盯着我老不老。我混在里头，牵着一头替人赶的驮驴，一步一步，又走回了当年逃出来的地方。
走到城北那道邙山的坡上，队伍歇脚。有人指着南边喊：「洛阳到了！」
我抬头。
底下是一片新城。夯土的墙一段接一段，白得刺眼，是新打的土，还没被雨水浇出旧色。墙里屋脊叠着屋脊，越往中间越高，最高处一片飞檐，在日头底下泛着那种我记了一辈子的暗金——像，太像了。可我心里清楚，那不是我记得的那些飞檐。我记得的那些，早成灰了。这是新盖的。是烧掉它的那些人的后人，又照着它原来的样子，重新盖了一座。
我站在坡上，半晌没动。旁边赶驴的汉子催我：「愣什么，走啊，天黑前得进城占个落脚地。」
我「嗯」了一声，牵起驴。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着——我是这一路几十万人里，唯一一个见过它烧起来的人。
进城
进城走的是新开的城门，门洞里还散着新木料的松脂味。守门的兵拦人问过所、问户籍，我早备好了迁户的凭引，是替人赶驴换来的一纸文书，验过便放行。
城里正在盖。
到处是脚手的木架、和泥的坑、码得整齐的青砖。夯土的号子声一阵一阵，几十个赤膊的民夫拽着绳，把一根大梁一寸一寸吊上去。拉土的独轮车排成长队，车轮碾在新土上，压出一道道白辙。空气里是湿土、木屑、石灰的味，呛人，却是一股子活气——一座城正从地里重新长出来。
我一路走，一路认。
街是照着老规矩铺的，横平竖直，把城切成一格一格的方块，每一格开一个门，门楣上钉着新漆的木牌，写着坊里的名字。这排布我熟。当年阿枣就是这么教我的——见了坊门先看牌子，认准了自己住的那一格，天再黑也不会走岔。可我一个牌子一个牌子看过去，名字都是陌生的。我记得的那些坊名，一个都没有了。
杂在人里的话音，也变了。
当年满街都是那种字咬得极重、尾音往上挑的洛阳腔。如今我听见的，有一半是我听不大懂的话——喉音重，一串一串滚出来，说话的人多半高鼻深目，束着发。那是鲜卑话。另一半，是官腔的汉话，说得字正腔圆，反倒比市井土音还讲究。
我在一处新起的酒垆边歇脚讨水，听见两个人在争。
「往后不许再说那话了。」一个穿汉式袍子的人压着嗓子，「朝廷有令，三十岁以下的，殿上不许说鲜卑语，说了要免官。你在街面上也收着点。」
「改口哪那么容易。」另一个搓着手，「我如今也不姓拓跋了，姓元。街坊喊我元大，我半天反应不过来是在叫我。」
「元大」这两个字，他说得别别扭扭，像穿了一双不合脚的新鞋。
我端着水碗，没作声。这城里说话的、当官的，换了一拨人。他们本是烧城人的后代，如今脱了旧袍，改了姓氏，学着说这片土地上原先的话，穿这片土地上原先的衣裳，把自己一点一点，捏成了洛阳人的样子。姓拓跋的改姓了元，姓丘穆陵的听说改姓了穆。一座城把住进来的人，慢慢化成了自己的人。
此刻我站在这座重造的城里，忽然想：城比人活得长，可城也会死。这一座就死过一回，如今又活过来了。烧它的是一代人，建它的是又一代人，隔着一百八十三年，谁也不认得谁。只有我，两头都在场。
找那道墙
安顿下来的第三天，我借着送货的由头，往城里走。
我要去找一个地方。我自己也说不清是想找到，还是想找不到。
宜寿里。金市。阿枣家在宜寿里最里头，一间半的土屋，靠墙码着她父亲抄书的纸和简。出了坊往西不远就是金市，胡商牵着骆驼从西头进来，绢帛论匹地堆。我在那市里撞翻过她一篮枣，她抓了三颗塞我手里，说「先垫着，别噎死」。
我凭着脚底下的记忆走。城的大格局照旧，我估出方位，往城西偏南去。可越走越不对——脚下的路是新的，两边的坊是新的，坊名一个都对不上。我拦住一个上了年纪、像是本地留下来的老汉，问他：
「老丈，请问，这一带早年间可有个宜寿里？」
他浑浊的眼睛看我：「宜寿里？」
「有个金市，胡商聚的那个市。」我说。
他想了半天，摇头：「小老儿在这住了六十年，没听过什么宜寿里。金市……」他往西一指，「西头倒是新划了个市，叫这名。是不是照老早的名字取的，就不知道了。你打听这个做什么？」
「早年有亲戚住过。」我说，把「一百八十年前」这句话咽了回去。
老汉不再多问，指了指西南：「那片如今空着没盖，早先是烧过的老城，瓦砾还没清干净。你要找旧墙根，往那边去，兴许还剩几段。」
那口井
我往那片空地去。
越走越荒。号子声渐渐落在身后，脚下的整土没了，换成高低不平的瓦砾堆，一层压一层，青灰的碎瓦、烧黑的梁头、半截焦柱，从土里探出来，像一片没埋干净的骨头。草从砖缝里长出来，长得极高。几段夯土墙还立着，被火燎过的黑没被雨水洗净，一道一道，像旧伤疤。
这里没人来。新城在东边热热闹闹地长，这一角的废墟就那么晾着，等哪天也被翻起来重盖。可这一天还没到。我一个人踩着瓦砾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。
我不知道该往哪找。一百八十多年，火烧过，雨浇过，草长了又枯。哪里是宜寿里，哪里是那一间半的土屋，我这具活了这么久的身子，也认不出来了。
我几乎要转身回去。
就在这时，我看见了那棵树。
一棵老槐，长在一堆瓦砾的中间，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，皮皴裂得像老人的手背。它半边是枯的，焦黑，显是当年那把火燎过；半边却还活着，枝子上抽着新叶，在风里晃。
我记得这棵树。
宜寿里坊门进去，第二个巷口，有一棵大槐。夏天阿枣在树底下淘米、择菜，豆子就在树根旁的土里挖虫子玩，挖着挖着一巴掌泥拍在脸上，哭。当年这树也就碗口粗，我还嫌它遮不住太阳。一百八十三年，它长成了这样，一半烧死，一半还活着。
我绕着树走，走到树后头。
那里有一口井。
井圈是石头的，边上被打水的绳磨出一道一道深槽——那槽是几十上百年一桶一桶水磨出来的，火烧不掉，也没人能一下子磨出来。井口盖着厚厚的枯草和瓦砾，我蹲下去，把那些草一把一把扒开，露出黑洞洞的井口。我探头看，底下还有水，映着一小片天，和我一张老不掉的脸。
阿枣教过我：坊里哪家的井水甜，哪条巷子夜里不能走。宜寿里这口井的水最甜，她说的。我们吃的、喝的、抄书磨墨的水，都是从这口井里打的。
一百八十三年了。人没了，屋没了，坊名没了，连烧城的人都换了姓、成了新洛阳人。可这口井还在，这棵树还在，井绳磨出的槽还在。
我在井边坐下来。
从怀里，我取出那个裹了一层又一层的布包，一层层打开。最里头，是那只小鞋，孩子的，很小的一只，鞋头绣着半朵没绣完的花。一百八十三年了，布磨薄了，线的颜色淡了，那半朵花还是没绣完——它永远也绣不完了。
我把小鞋放在膝盖上，像很多很多年前，在伊水边那块石头上一样。
「阿枣，」我轻声说，声音落进空荡荡的废墟里，没有回音，「洛阳又活过来了。你看不见了，我替你看。」
风从枯了一半的老槐上过，叶子响。远处新城的夯土号子隐隐传来，一下，一下，是一座城正在往起长的声音。
我把阿枣的名字，在心里念了一遍。又念了豆子。又念了当年巷子深处那三个入秋后就再没哭过的孩子——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只记得那哭声。又念了坐在门槛上不肯走、我没拉动的那个老翁。
我一个一个地念，念得很慢。这座城里，如今活着的、走着的、说着鲜卑话又学说汉话的几十万人，没有一个记得他们。只有我记得。
我是这座城一百八十三年里，唯一一个还活着的、见过它从前的样子、也见过它烧成灰、又眼睁睁看它重新长起来的人。这担子没人交给我，是我自己接下来的。佛图澄说得对——我活得长，就该替那些活不长的，记着他们来过。
日头偏西的时候，我把小鞋重新裹好，贴身放回去，起身。
我没有再回头看那口井。阿枣说过，能走的时候，别回头。这一回，我依旧听她的。只是走出那片废墟、重新踏上新城青砖路的时候，我心里给这座城，也添了一笔账——它死过，又活了。总有一天，它还会再死一回。到那时候，还得有个人，替它记着这一回是怎么活过来的。
那个人，多半还是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