邺城之后，我又在南边晃了几十年。
那几十年不值一提——南边的朝廷像走马灯一样换，姓司马的没了，姓刘的上来，没坐稳，又换了姓萧的。我一个平头百姓，看他们换旗号，跟看江上的船换帆一样，帆是什么颜色，跟舱底的水手没关系。我佃过田、撑过船、看过糟坊，脸还是那张脸，日子却容不下这张脸。总有人开始盯着我看，看得我脊背发凉。于是我又收拾了包袱往北走——熟人多的地方，一张不老的脸就是催命符。我想找个生人堆里的生地方，重新当一回没人认得的过客。
就这么，我过了淮，过了河，一路往北，走到了平城。
这一年我算了算，离我头一回在洛阳醒过来，快两百年了。两百年。我不敢细想这个数，一想就觉得脚底下发虚，像站在一口望不见底的井沿上。
一
平城是拓跋家的都城。
我头一回听人念叨拓跋、鲜卑这些字眼，还是在南边——南边人管这边叫索虏，语气里满是不屑。可我真到了平城，才知道不屑归不屑，这座城是实打实地兴旺。街上鲜卑话汉话搅在一处，穿窄袖的、穿宽袍的，谁也不觉得谁碍眼。城里佛寺一座连一座，钟磬之声从早到晚不歇。我在南边听惯了佛，没想到北边信得更凶——凶到要把佛凿进山里去。
凿佛的地方，在城西的武州山。
我是听人说那边招工，才寻过去的。招工的说，管一顿饭，凿石的、抬石的、和泥的、递水的，都要。我什么都不会，只会写几个字、记几笔账。管事的听说我识字，眼睛亮了一下——工地上识字的人金贵，要记料、记工、记谁领了多少粮。于是我又干起了在邺城干过的老行当：记账。只不过邺城记的是运了多少石，这里记的是凿了多少佛。
我头一回站到崖底下往上看的时候，脖子仰得生疼。
那不是一尊佛，是一座山。整面山崖被凿开了，里头掏出一个个大洞，洞里坐着的佛，高得我数不清有几丈。听老工匠说，最大的那一尊，从脚到头，比十几个人摞起来还高。佛的脸是平的、静的，眼睛半睁半闭，嘴角有一点笑，笑得你心里发虚——他坐在那么高的地方，低头看着底下这些蚂蚁一样的人，仿佛什么都看见了，又仿佛什么都不放在心上。
有人告诉我，主持凿这几座大窟的，是个叫昙曜的和尚。他是从凉州来的高僧，皇帝敬他，特意准他在这武州山开石。我没见过昙曜几面，见了也不敢近前。我这辈子近过一回高僧，是在邺城，那位老僧的一句话，到今天还压在我心口。我不敢再近。近了，怕又背上一件放不下的事。
可这一回，那件事不用近前，它自己就压上来了。
二
凿佛的人，是悬在崖上凿的。
我起先不懂。佛那么高，脸在半空中，怎么凿？后来我看见了——他们在崖壁上搭了架子，一层一层的木头，用绳捆着，人就站在架子上，够不着的地方，还得用绳把自己拴住，半个身子吊在崖外头，一手扶壁，一手抡锤。锤子敲在凿子上，凿子啃进石头里，一下，一下，石粉簌簌地往下落，落到底下人的头上、脖子里、饭碗里。工地上永远飘着一层白，天不阴也像阴着。
叮，叮，叮。
这声音从天不亮响到天黑，几百把凿子一起响，响成一片，像下了一整天的雨，只是这雨是石头做的。后来我离开平城很多年，夜里睡不着，还能听见它——叮，叮，叮，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像有人在我脑壳里凿。
凿佛的人，我认得几个。
一个姓贺的鲜卑汉子，力气大，专凿最难的地方，别人不敢上的高处他敢上。他跟我领粮时爱笑，露一口白牙，说等这窟凿完了，攒够了粮，就回北边草原上娶个媳妇。还有个汉人老石匠，姓什么我记不清了，大伙儿都叫他老窦，手最巧，佛脸上那点笑，多半是他这样的人一凿子一凿子磨出来的。老窦话少，只有说到佛的时候话才多——他说佛的眼睛最难凿，凿深了显凶，凿浅了没神，得刚刚好，让人一抬头就觉得佛在看自己。
「你抬头看看，」有一回他指着半空里那尊快凿好的佛，「他是不是在看你？」
我抬头看。那佛半睁的眼，果然像正落在我身上。
「看我？」我说。
「看谁都像在看谁。」老窦笑了，笑纹里全是石粉，「这就凿对了。」
我当时觉得这话有点意思。佛看谁都像在看谁，可佛偏偏不会看凿他的人——凿他的人在他脚底下，在他看不见的死角里。
三
出事那天，天很好。
是个秋天的晌午，日头暖，风也软。工地上照旧叮叮当当，我坐在崖底一间草棚里记账，笔尖蘸着墨，正记到今天领粮的人数。
头顶上先是一声闷响，不大，像谁把一麻袋粮扔在了地上。跟着是一片喊。我抬头的时候，只看见半空里一块石头正往下落——不知是哪层架子松了，还是崖上本来就有块石头凿松了，反正它掉下来了，砸在下头的架子上，架子跟着塌了一角，两个人从半空里翻下来。
底下的人四散奔开。有人喊快躲，有人喊快救，可那么高，救什么呢。等尘土落定，我跑过去，两个人已经在地上了。一个还有气，腿断了，脸白得吓人；另一个，一动不动，脑袋底下慢慢洇开一片红，把地上的石粉染湿了。
是姓贺的那个鲜卑汉子。
我认得他那口白牙。可这会儿他嘴闭着，再也不会跟我说等凿完了回草原娶媳妇的话了。
管事的来了，看了一眼，皱皱眉，问了句谁的工。有人答是贺六的。管事的点点头，说：
「记一笔，抚粮照旧例。」
就这一句。跟邺城那头目说「误了工期」，是同一个调子——都是四五个字，把一条命说完了。
那天傍晚收工，崖底下多了两处东西：一处是抬走了人之后擦不净的红，被石粉盖着，盖不太住；另一处，是没塌的那半边架子上，佛的一只手，快凿好了，五根指头舒舒展展，掌心朝外，是那种叫人别怕的手势。
佛的手快好了。凿手的人没了。
我站在底下看了很久。别人都绕着那处红走，眼睛瞎得恰到好处——这本事，两百年前阿枣就教过我，我到今天还没敢忘。可这一回，我没瞎。我把眼睛睁着，把那口白牙、那句没说完的娶媳妇的话，还有「贺六」这两个字，一样一样，收进心里。
四
贺六不是头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我在武州山记了几年账。这几年里，从架子上掉下来的、被落石砸着的、凿石凿到吐血的、冬天冻僵在崖上的，一茬一茬。工地像一台会吃人的磨——这个比方我在邺城就打过，如今又打一遍，只是这回磨盘立起来了，竖在山崖上，人从上头一个个掉下来，喂给底下的佛。
佛却一天比一天大，一天比一天庄严。
我眼看着那几尊大佛从一堆乱石里慢慢显出人形来：先是一个模糊的轮廓，然后有了肩，有了膝，有了低垂的眼，有了那点看谁都像在看谁的笑。佛越凿越像个佛，凿佛的人却越来越小——不是身子小，是人小，小到管事的账上只是一个名、一笔抚粮，小到我这个记账的，都快记不过来了。
我心里那本账，倒是记得清清楚楚。
那本账，谁也看不见，是我在邺城那晚背上的。老僧闭着眼跟我说的那句话，这些年我在心里重述过许多回，一个字都没漏：
别人活得短，忘得也快。你活得长——就替那些活不长的，记着他们来过。
那时我还没全懂。这会儿站在武州山底下，仰头看着那些越来越大的佛，我懂了。
这佛，是要留一千年的。它坐在山里，风吹不化，雨打不烂，往后不知多少代人会跑到这崖底下来，烧香、磕头、仰着脖子看它的脸，赞一句好庄严、好慈悲。他们会记得这尊佛，会记得开这窟的皇帝，会记得主持凿石的昙曜和尚。这些都会写进书里，刻进石里，留下来。
可凿它的人不会。贺六不会，老窦不会，那些从架子上掉下来、名字连账都没上全的人，更不会。佛留一千年，凿佛的人连一百年都留不住——过了这一辈，就没人知道他们来过了。
佛越来越大，人越来越小。这就是我在武州山看了几年，看出来的一件事。
老窦有一天跟我说，他这辈子凿了几尊佛，也算值了，将来人家拜佛，就是拜他手里出来的东西，虽说没人知道是他凿的，可佛在那儿，就等于他也在那儿。
我没接话。我心里想，老窦，佛在，你不在。可这话我说不出口——一个人拿这个撑着自己在崖上一天天凿下去，我凭什么去戳穿他。
我只在心里，又添了一个名字：老窦。哪天他也从崖上下不来了，至少还有我，替他记着，他来过，他凿过佛，佛脸上那点笑，有他一凿子。
五
我离开平城，是在一尊大佛完工的那天。
那尊佛凿了好些年，那天总算揭了架子。消息传出去，四乡的人都来了，城里的贵人也来了。我从没见过工地上那么多人——供养的、上香的、看热闹的，乌泱泱挤在崖底下，仰着一片脑袋。有穿绫罗的贵人，由人扶着，一步一拜，走到佛脚下，供上香花，脸上是那种见了大庄严的、又敬又怕的神气。有和尚绕着诵经，梵音混着人声，嗡嗡地响成一片。
佛揭了架子，头一回整整个个露在日光底下。他坐得那么高，那么静，低眉看着底下这几千个仰望他的人，看谁都像在看谁。日光落在他脸上，那点笑就活了，庄严得叫人挪不开眼。
底下的人都在看佛。
我却在看别的。我看着那面刚揭了架子的崖壁——几天前那上头还挂着人，抡着锤，落着石粉。我看着佛脚底下那片地，供养人正跪在那儿磕头，可他们不知道，就是这片地，几年里洇过多少回红，被石粉盖了一层又一层。
他们拜的是佛。我数的是人。
我站在人群最外头，谁也没注意我。趁着满山的梵音和赞叹，我在心里，一个一个，把这些年记下的名字数了一遍。
贺六，那口白牙，没娶上的媳妇。老窦，凿佛眼睛的手，说佛在就等于他在。还有那些我连姓都没问全的——从架子上掉下来的，被石头砸着的，冻在崖上的，吐了血抬回去就没再来的。一个，一个，又一个。数到后头，我数不清了，只知道很长，长得比那尊佛还高。
佛受着万人礼拜。我数着一串没人记得的名字。
数完，我背起包袱，趁没人看见，出了工地。身后梵音还在响，赞佛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。我没回头。我知道这尊佛会在这山里坐很久，久到我都想象不出。也许一千年后，还会有人跑到这崖底下来，仰着脖子赞它庄严。
到那时候，凿它的人，早就没人记得了。
可我记得。我这条命长得没道理，长得像个刑期——可老僧说了，长，是要拿来记的。别人都散了，忘了，只剩这一串名字，我还替他们背着，走在往南也好、往北也好的路上，一步一步，从没放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