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江那天下着雨。不大，是那种黏在脸上、说不清什么时候才算下够了的雨。
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走到江边的。从洛阳出来往南，一路上我把日子过成了一种发呆的手艺——脚在走，人不在。有人问我姓什么，我说姓李。有人问我从哪来，我说北边。再往下问，我就不答了。北边这两个字里，装着一座烧成炭的城，装着阿枣最后塞给我的那半块饼，我不想拆开来给人看。
饼我没舍得吃。走到淮河边上它就长毛了，硬得像块瓦。我把它埋在一棵树底下。埋的时候我心里想，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办过的最没用的一场葬礼——葬的是一块饼。可我蹲在那儿蹲了很久，久到后面的人骂骂咧咧从我身上跨过去。
后来的路我是跟着人流走的。你不用认路，只要盯着前头那个人的后脑勺，他停你就停，他走你就走。走着走着，人越聚越多，口音越来越杂，最后所有的后脑勺都朝着一个方向——江。
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大的水。
洛河也是河，可洛河你站在这岸能看清那岸的人在洗什么。眼前这条江，对岸是一线灰的、像用湿墨抹上去的东西，你分不清那是山、是树，还是根本什么都没有。江面上起风，浪一层追一层，拍在滩上，声音闷得像有人在地底下擂鼓。
渡口挤满了人。挤到什么地步呢——你想蹲下来都蹲不下去，因为你脚边全是别人的脚。有推车的，车上垛着席子、破锅、裹在布里的老人；有背着孩子的，孩子睡着了，脑袋一颠一颠磕在娘的肩上；也有像我这样什么都没有的，两只空手，插在袖子里。
船不够。
这四个字，是渡口所有的哭声和骂声翻来覆去在说的一句话。船家撑一趟回来要小半天，回来了先上给得起钱帛的。一匹绢换一个人过江，我听见有人这么喊价。我摸了摸自己——身上连一根完整的线都没有。
「你，过不过？」
一个撑船的黑脸汉子朝我这边下巴一抬。我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他是在问我。
「我……没有绢。」我说。
他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，那眼神像在估一头牲口能出几斤肉。
「有力气没有。」
「有。」我说得太快了，快得自己都觉得可怜。
他咧嘴笑了，露出一排被烟熏黄的牙。「上来。帮我舀水撑篙，过了江，你这条命自己领回去。」
我就这么上了船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我这是捡了天大的便宜——因为那些给得起绢的人，绢总有给完的一天；而我这具身子，累不垮，也淹不死。撑一夜篙，胳膊酸得抬不起来，睡一觉又是好的。这世道逼着我头一回琢磨：我这不老不病的怪毛病，到了要饭的时候，居然还能当本钱使。
这算不算……因祸得福？我在心里问自己。然后自己就把自己噎住了——祸是真的，福得打个大大的问号。
江心的浪比岸上看着凶。
船一沉一浮，满船的人一声不吭，只有那个背孩子的妇人在小声念着什么，我听不清，大约是求菩萨，也大约是在跟自己说话。有个老翁一直回头往北看，看那条被雨和雾吃掉的岸。
「阿爹，别看了。」他儿子说。
老翁不理，还看。
「回不去了。」儿子又说了一遍，声音闷在喉咙里。
老翁这才转过脸来，脸上全是水，是雨是泪已经分不出。他说了一句我一直记到今天的话。
「我这把骨头，是要埋回邙山的。」
邙山在洛阳北边，北邙。北方的人讲究死了要归葬邙山，说那是块福地。我心里咯噔一下——这船上多少人，怕是没一个能如愿了。他们把家、把祖坟、把半辈子都留在了那条越来越远的岸上，只带走了一身湿衣裳，和一句“回不去了”。
我没有祖坟要惦记。我甚至说不清自己到底是哪里人。可就在那一刻，我忽然特别想那半块埋在树下的饼，想阿枣，想洛阳城里那些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黄昏。
原来我也是有东西留在北岸的。只是我的东西，埋得比谁都深。
下船的时候我摔了一跤，栽在南岸的泥里。
爬起来，满手满脸都是江南的泥。这泥跟北边不一样，黑，黏，带着一股子腥甜的水汽。天没放晴，可气闷得人喘不上气，衣裳贴在背上，像刚从锅里捞出来。北边这个时节该干爽了，这里却湿得能拧出水来。草也认不得，树也认不得，连蝉叫的调门都跟洛阳的不是一路。
我站在这片陌生的地上想：李三白，你又活过来了。恭喜，也就这样了。
建康城我是走了三天才走到的。到了才知道，这座城原先叫建业，如今的天子在这儿重新立了朝，改了名。城里城外全是我这样的人——从北边淌过来的，一片一片搭着窝棚，官府把我们这些侨居的人另立册子、另设郡县，说是好安置。北边来的荥阳人，就在城边上另划一块地，还叫荥阳，管它叫侨郡。我头一回听说，一个地名能跟着人一块儿逃难。
可地名跟得过来，人跟不熟。
我在城南一处窝棚落了脚，想找个营生。
头一天，我蹲在一个卖菜的摊子前，想问问哪儿要短工。那卖菜的是个本地阿婆，我开口刚说了两句，她眼睛就眯起来了，嘴里叽里咕噜一串，快得像水过石头，一个字我都没接住。
我又说了一遍，慢一点。
她还是那串，末了把手一挥，像赶只落在菜上的苍蝇。旁边一个后生笑起来，跟她学我说话的调子，学得夸张，惹得几个人都笑。我脸上发烧，才明白过来——在这儿，我这一口北边话，就是个被看笑话的东西。
「伧。」那后生扔下一个字。
这个字我后来才弄明白。南边人管我们这些北来的，叫伧人、伧荒，意思是又土又粗的乡巴佬。他们祖辈住在这吴地，讲他们的吴语，过他们的日子，我们这一大群操着北音、灰头土脸的外乡人一夜之间涌进来，抢滩涂、占空地、跟他们争一口饭吃——搁谁身上，谁也未必待见。
我没恼。恼有什么用呢。我在心里叹口气想：三百六十行，我如今是从头做起，连话都得从头学。上辈子……不，上一座城里，我好歹是个能写会算、混得开的人。到这儿，我连买棵菜都得靠比划。
混得开这三个字，也是奢侈。这世道能混得下去，就烧高香了。
转机是在第五天。
城东有一家做酒的，姓沈，本地的老户。我打听到他家新酿要出，缺人挑水、烧火、看糟。我摸过去的时候，正撞见一个北边口音的老者在跟沈家掌柜说话——原来沈家的账，因为南北客商都有，两边的斤两、钱帛记法对不上，正闹得一团乱。
那老者说不利索，急得直搓手。
我不知道哪来的胆子，凑上去，捡起地上一根柴，在土上给他们算了一笔——北边的粟怎么折、南边的米怎么折、绢帛按匹按尺怎么抵。我一边划一边说，北话说给北客听，掌柜听不懂的，我就在土上写给他看。字是通的。天底下的字，到底还是一样的。
沈家掌柜是个瘦高个儿，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，就蹲在那儿看我划拉。等我算完，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土，用那种慢吞吞的吴腔说了一句。
这句我听懂了个大概。他说的是——
「你这个伧子，倒是识数。」
「伧子」两个字他说得没什么恶意，甚至有点像在打趣。他冲糟坊里努努嘴，意思是：进去吧。
就这样，我在沈家的酒坊里，重新做回了一个普通人。挑水，烧火，帮着记那本南北打架的账。掌柜话不多，喝多了会拉着我，用他那半吴半官的话，讲他祖父那辈这坊子怎么起来的。我大半听不懂，就点头。人有时候要的不是你听懂，是你肯坐着听。
坊里有个跟我年纪相仿的伙计，也是北边下来的，姓周。他比我早过江一年，吴语已经能对付几句。头几天他嫌我笨，教我认南边的字音，教我哪种鱼便宜哪种草能吃，还教我一件顶要紧的事——在这儿，你想活得安生，就少提北边。你越是念叨洛阳怎么好、北边怎么好，本地人越烦你。
「过了江，就当没有北边。」周伙计说，「日子是往前过的，你老回头看，脖子会僵。」
我嘴上应着，心里想起船上那个要归葬邙山的老翁。有人一辈子回头看，有人早早学会不看。我大概是介于两者之间——白天不看，夜里看。
夜里我常睡不着。
窝棚外头是江南没完没了的虫声和蛙声，湿热的风一阵一阵，把远处秦淮河上的什么声音送过来，隐隐约约，是歌，是丝竹。听说渡江过来的那些大人物、高门大姓，已经在这城里重新起了楼、开了宴，跟本地的世家你来我往，把个新朝撑了起来。什么王与马、共天下，这些名号偶尔飘进我耳朵，跟我隔着十万八千里。
那都是他们的江山。我要的，不过是酒坊里那一铺草席、一口热饭，和明天还有活干。
可我心里清楚一件谁都不知道的事。
沈家掌柜会老，周伙计会老，那个学我说话的后生也会老。再过十年、二十年，他们脸上会长出这个年纪该有的纹路，头发会白，牙会掉。而我不会。我会像今天这样，一直是这副三十出头的样子，挑水，烧火，划拉那本账。
头一回不老，是在洛阳，我以为是运气。第二回明白过来，是在阿枣走后——我抱着她的时候，忽然想到，就算天塌下来，我大概也死不了。那不是运气，那是一件我甩不掉的事。
到时候，等他们开始拿眼角瞟我，等有人在背后嘀咕“这伧子怎么不见老”，我就又得走。换个名字，换个地方，重新去当一回谁都不认识的陌生人。
我望着窝棚顶上漏进来的一点天光，想：李三白啊李三白，你在这江南，也就是个租客。屋子是别人的，日子也是别人的，你不过是借住一程。
可转念又想——借住一程，也得把这一程好好住。饭要吃，活要干，账要记清楚。哪怕明知早晚要走，今晚这口气，还是得踏踏实实喘下去。
虫声里，我闻到坊里新酒开始发酵的、微微酸甜的气味。那气味钻进窝棚，钻进我鼻子里，竟让我这颗麻木了好些日子的心，动了一下。
——活着这件事，好像又悄悄在我身上，重新长出了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