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3年7月，里斯本。我在一家叫「一角」的咖啡馆里签了我的离婚协议。
协议是陈屿寄来的，FedEx，一个硬纸板的文件封。包裹到的那天我去波尔图拍片了，它在民宿前台躺了四天。回来前台姑娘递给我的时候还笑着说，你家里人寄的，肯定是好东西。
我拆开之前就知道是什么。那年春节的视频里，念念已经十三岁了，整个通话她只说了三句话，最后一句是「妈，我作业没写完，先挂了」。陈屿坐在她旁边，头发白了一些，什么也没说。视频挂掉之后，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，看着楼下里斯本的电车一趟一趟地爬坡，心里有个地方松了——不是轻松，是松脱。像一颗螺丝，被时间拧了很多年，终于从螺纹里退出来了。
咖啡馆里没什么人。我要了一杯浓缩，把协议摊在桌上。一共七页，我翻到最后一页的签字栏，笔都拿出来了，又翻回去看条款。
房子归陈屿和念念。存款一人一半。念念的抚养权归陈屿——这一条我看了两遍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会这么写。一个七年里只回国四次的母亲，在任何一个法官面前都要不到抚养权，这个道理不用谁教我。
我看到探视权那一页停住了。条款写得很宽：每月不少于两次，寒暑假可共同生活若干周。写得很宽，宽得像一条修好了却没人走的路。
咖啡馆的收音机里在放法朵，女歌手的声音像被海水泡过。窗外有个老头在遛狗，狗走得很慢，他也不催。我把那七页纸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——这么说不对，我没有看，我的目光从那些字上滑过去，像雨天车窗上的水。
我签了。苏晚，两个字，我签过上万次——图片社的合同，展览的授权书，酒店的入住单——练得很漂亮，最后一捺带一个利落的钩。
签完我给陈屿发了条微信：「协议签了，明天寄回去。」
他回得很快：「好。念念不知道，我来跟她说。」
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。十年了，我们之间最后一批处理的事情，是「怎么跟她说」。我想打字说让我来跟她说，打了，删了。我知道我没资格。连告诉她「爸爸妈妈离婚了」的资格，都是陈屿的，因为会留在她身边收拾这一切的人是他。
最后我回的是：「好。别说是我提的。」
发出去我自己怔住了。这句话像从另一个人的喉咙里出来的——到这个时候，我最在意的居然还是我在女儿心里的形象，居然还是想把那一点点「不是我不要你」的余地修出来。
陈屿没有回这条。
那天晚上我去了观景台。里斯本的夜景我拍过很多次，卖点片给图库。那天我没带相机，就站在栏杆边上看。特茹河在底下黑黑地流，对岸的灯一格一格的，像没上满胶片的片格。
旁边有对年轻情侣在自拍，女孩举着手机，男孩从背后抱着她。拍了三张，女孩检查了两遍，说这张不好，你眼睛闭了，重拍。男孩说好，重拍。
我看着他们，忽然想起我和陈屿没有一张像样的合影。结婚照有，影楼的，两个人都笑得很标准。但那之后呢？念念满月、念念周岁、念念上幼儿园——照片都是谁拍的？是我拍的。我在所有照片的背面。
摄影师这个身份最残忍的地方就在这儿：你习惯站在取景框后面，习惯了把全世界装进取景框，唯独装不进自己。等你想找一张「我们」的照片时，你发现你不在任何一张里。
那晚我在观景台站到熄灯。回民宿的路上我给周姐发了条微信，说我离婚了。周姐打过来一个语音电话，我没接。她又打字：「晚晚，你回来吧。」
我看着「你回来吧」四个字，在街边站了一会儿。然后我回：「这边还有个专题，走不开。」
那年下半年我跑了四个国家，是我十年来行程最密的半年。图片社的主编说苏晚你这是要冲刺啊。我说是啊，趁着还跑得动。
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冲什么。我在把日历填满，填得密不透风，好让那七页纸没地方落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