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，我在上海办了个展。名字叫《无岸》。
开展那天来了很多人。展厅的墙刷成深灰，我的照片一张张挂在上面：冰岛的极光，纳米比亚的红沙漠，巴塔哥尼亚的风，京都清晨无人的鸟居。策展人在前言里写：「苏晚的镜头里没有游人的痕迹，只有大地本身。」
这是真的。我修图修得极狠，一张原片里但凡有半个人影、半根电线杆、半只塑料袋，我都会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地抹掉。同行说我有强迫症。我说不是，我只是想要干净。
开幕酒会上有个女记者来采访我，二十多岁，眼睛亮晶晶的。她问我：「苏老师，很多女性读者把你当成偶像，一个把家庭放下、把自己活出来的榜样。你对她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」
我记得我当时端着一杯香槟，站在自己拍的极光底下，说了一段后来被广泛转载的话。我说：「女性首先是自己，然后才是谁的妻子、谁的母亲。自由不是别人给的，是你自己一天一天挣来的。」
那段视频在微博上转了十几万次。底下最高赞的评论是：「姐姐活成了我想要的样子。」
酒会散场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半。策展人要去吃夜宵，叫了我。我说不了，明天一早飞成都，还有一个专题。
我打车回酒店。出租车里开着广播，司机跟着哼歌。我靠在后排，看窗外上海的灯一条一条流过去，忽然想起展厅里那些干干净净的照片——没有人影的沙滩，没有游人的鸟居——那些都是修出来的。原片里都有人。任何风景里都有人，我只是把他们一个一个抹掉了。
房间里我叫了碗泡面。行李都没拆，相机箱立在墙角。我坐在床沿上吃面，酒店的白床单白得像医院的。手机亮了一下，是陈屿发来的，念念的期末成绩截图——语文数学英语，分数都不错。我回了个大拇指。他回：「她睡了。」
我盯着「她睡了」三个字看了一会儿。然后我做了一件后来想起来很可怕的事：我打开修图软件，把白天酒会上记者拍的那张照片修了修——眼角的纹推平一点，下颌线收紧一点，胳膊修细一点。修完，发朋友圈，配文：「《无岸》开展。自由是一天一天挣来的。」
点赞很快来了，两百多个。周姐评论：「晚晚你真是越活越年轻。」
我放下手机，接着吃面。面有点凉了。
那几年我在各种场合被介绍为「独立女性」「自由灵魂」「逃离了家庭束缚的摄影师」。我不否认，我甚至享受。每次有人这么说，我都觉得自己的选择被盖了一个章——你看，这么多人觉得你对，你总不至于错得离谱。
我很少在采访里提念念。偶尔绕不过去，我就说：「我女儿很独立，我们像朋友。」这句话半真半假。真的是我们确实不吵架；假的是，朋友和朋友的女儿，是两种东西。
有一次一个刚入行的小姑娘私信我，说她也想做旅行摄影师，但放不下两岁的儿子，问我怎么办。我回了一大段话，讲时间管理，讲远程育儿，讲「高质量的陪伴胜过朝夕相处」。那些话我自己都很熟，熟得像背书。发完之后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又补了一句：
「但如果可以，多抱抱他。」
发出去我就后悔了。这句话太软，不像「苏晚」会说的话。那个被十几万人转发过的苏晚，那个「把自己活成所有女人想要的样子」的苏晚，是不会说这种话的。
小姑娘回：「谢谢苏老师！我会的！」后面跟了三个拥抱的表情。
我把手机扣在桌上，去洗了个澡。浴室镜子被水汽糊住了，我伸手擦开一块，看见自己的脸。那一小块清楚的镜面里，我看起来很累。
我把毛巾搭上去，把那块清楚盖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