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人以为我的出走是某一次大吵之后摔门而去。不是的。我们家没有吵架。这才是问题。
2016年春天之前的那两年，我和陈屿住在一套江景房里，一百四十平，房贷还没还完。他在建筑设计院画图纸，我在杂志社做摄影记者。我们像两台各自运转良好的机器，共用厨房和洗衣机。早上他比我先出门，玄关的鞋摆得整整齐齐；晚上我比他先睡，他回来时的动静轻得像一阵穿堂风。
我记得有一个星期，我们一共说了九句话。我数过。第九句是周六早上，他站在厨房门口问：「酱油是不是没了？」
我说：「嗯，我下午买。」
他说：「好。」
那一周就结束了。你看，连吵架都吵不起来。吵架需要两个人都觉得这件事还值得争一争。
念念那时候六岁，上幼儿园大班。她是我们家里唯一的热源。她会在饭桌上讲幼儿园的事，一个人讲，讲给两个人听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孩子六岁就学会了察言观色——她讲一段，看看我，再看看她爸爸，像个在两块冰之间来回搭桥的小工人。
压垮我的不是某一件事，是一个晚上。那天我从外地拍片回来，凌晨一点到家，发现客厅的灯亮着，陈屿坐在沙发上，面前摊着图纸。我心里动了一下，以为他在等我。
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说：「你回来啦。念念明天要打预防针，假条在桌上，你签一下。」
然后他低头继续画图。
我站在玄关，行李箱的轮子还在我手里微微震动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：这个家没有我也运转得很好，甚至更好。我不在被需要的位置上。一台机器少了个零件，他们用别的东西替上了，机器照转。
现在我知道这个想法有多混蛋——一个母亲把自己想成「零件」，好让离开显得没那么像抛弃。但当时我就是这么跟自己说的。
正好那年三月，图片社的老主编找到我，说有个环球地理专题，要跑两年起步，十几个国家，问我要不要接。他说这机会多少人抢破头。
我说：「我考虑一下。」
其实我只考虑了三天。三天里我给自己找了无数个理由：念念上学了，正是独立的时候；陈屿挣得比我多，家里不缺钱；我才三十二岁，这个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；妈妈不是要等孩子睡了才能做自己——这些句子每一句都对，每一句单独拿出来都冠冕堂皇，放在一起，就是为了盖住那个真正的理由：
我想逃。
走的那天早上，念念还没醒。我蹲在她床边看她。她睡相很差，被子踢到地上，一只胳膊举过头顶，像投降。我把被子给她盖好，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。她迷迷糊糊地哼了一声，翻了个身。
我跟她说：「妈妈去给你拍全世界最好看的照片。」
她没听见。她睡着了。这句话是说给我自己听的。
陈屿送我到楼下。他帮我把箱子放进出租车的后备箱，关上门。我们隔着车窗对视了一眼。十年了，我到现在都记得他那个眼神——不是挽留，不是怨，也不是不舍。是一种确认。好像他在确认：你看，你果然还是要走的。
车窗摇上去之前，他说了我们那一阶段的最后一句话。
他说：「常打电话。」
我做到了。至少头几年，我以为我做到了。
出租车开上长江大桥的时候，我回头望了一眼。我们家的窗户在十七楼，从桥上已经分不清哪一扇是。我举起那台徕卡，隔着车窗按了一张。那张照片后来一直没洗出来。底片盒上我用记号笔标了日期，什么都没有写。
那是2016年4月12日。我人生中修得最差的一张照片——因为取景的时候，手是抖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