头三年，我算是个勤奋的缺席者。
每到一个国家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找邮局。威尼斯寄贡多拉，京都寄清水寺，开普敦寄桌山。明信片背面我写一样的抬头：「念念收」。内容也差不多：妈妈在这里，这里有什么，这里的云是什么颜色，想你。最后一句永远是：「乖，听爸爸的话。」
念念的回信一开始是语音。陈屿举着手机，她在电话那头喊：「妈妈！我的画画得了小红花！」背景音里有电视声，有她跑动的脚步声。后来语音变成字——她上小学了，会打字了，用陈屿的手机给我发：「妈妈，我今天考了双百。」「妈妈，我们班养了一只蚕。」
有一年她生日，我寄回去一大盒东西：摩洛哥的皮拖鞋，小小的，绣着金线；芬兰买的驯鹿玩偶；还有一本我拍的照片做成的小册子，封面是她名字。她收到后发来一段视频，把拖鞋穿在脚上在客厅里走来走去，驯鹿夹在胳膊底下，冲镜头喊：「妈妈你看！合脚！」
我把那段视频看了十几遍。在里斯本那家民宿的小床上，一遍一遍地看。看完继续修图，修完继续赶路。我以为这就是维持，我以为一根风筝线不管放多长，线轴还在我手里。
念念八岁那年，视频里她忽然跟我说：「妈妈，我把你的明信片都收起来了。」
「收在哪儿？」
她跑开，抱回来一个铁皮盒子，举到镜头前。是丹麦蓝罐曲奇的盒子，圆圆的，盖子上一圈穿裙子的女人。她打开，里面码着一摞明信片，最上面那张是京都的清水寺。
「都收在这儿。」她说，「爸爸说，收好了就不会丢。」
那一刻我鼻子一酸，差点在镜头前掉眼泪。我说念念真乖。她得意地晃晃盒子，铁皮的，哗啦一声响。
这声哗啦，我记了很多年。后来我在很多国家听到类似的声音——马拉喀什集市上的铁盘，伊斯坦布尔码头的锚链——每一次都会想起那个蓝罐盒子。它是我心安的证据：你看，女儿收着你的明信片，一张都没丢。你没有缺席，你只是不在场而已。
现在回头看，那几年我们之间真正的变化，不在那些收好的明信片里，在明信片之外的地方。
她九岁，开始不问我什么时候回来了。以前每次视频都要问，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，问得我烦，问得我每次都要编一个日期。忽然有一天她不问了，我居然松了口气。
她十岁，语音变少了，字也变少了。「妈妈我今天考了双百」变成「还行」。「我们班养了一只蚕」这样的句子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我告诉自己：孩子大了，都这样。周姐的女儿比念念大三岁，周姐也这么说，孩子上了高年级，跟爹妈的话都变少，正常。
我把这句话当止痛药吃了好几年。
只有一件事，我当时就隐隐觉得不对，但我不敢细看：我寄回去的所有东西，念念都在视频里给我看过——拖鞋、玩偶、围巾、贝壳。唯独那个铁皮盒子，自从八岁那年给我看过一次之后，再也没有出现在镜头里。
我没问。拍照的人有个职业本能：取景框里不舒服的东西，要么换个角度，要么裁掉。
我把它裁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