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小镇的长途车一天只有两班，我坐的是早上那班，七点二十，从南站发。
车票是到窗口买的。售票员问我到哪儿，我报出那个小镇的名字，她在电脑上敲了半天，说有这个地方，但不停，把我放在镇口的三岔路。我说行。她把票撕给我，多说了一句：这班车平时坐不满十个人。
车开出城以后，楼越来越矮，田越来越多。冬天的田是灰绿色的，收割过了，剩下一茬一茬的稻根，整齐得像剃坏的平头。我靠着车窗，怀里的帆布包上放着那个铁皮饼干盒。三十七封信，我全带上了。
带上它们之前，我在老屋犹豫了一整夜。寄，还是送？寄的话，贴张邮票，了却外婆一辈子的迟疑，多干净。可我在邮局门口站了十分钟，没进去。四十年的信，塞进一个铁筒子里，哐当一声——这一声太轻了，轻得对不起信纸上那些越写越抖的字。
有些话写出来是一回事，送到是另一回事。外婆写了一辈子「寄」，我来替她做「送」。
三岔路口下了车，冷风把我吹了个透。小镇比我想的小，一条主街，从街头能望见街尾。我拿着地址问了三个人：卖爆竹的老头，修车铺的伙计，抱着孩子晒太阳的女人。第三个人一听「林秀青」，眼睛就亮了。
「青婆婆啊，街尾，河边上，门口有棵歪脖子枣树的就是。」她上下打量我，「你是她什么人？」
我说，我是她姐姐的外孙女。
她「哦」了一声，这一声拖得长长的，里面全是小镇几十年的信息量。「姐姐家的人……那你是头一个来的。」她说，「多少年了，两边不来往的。」
歪脖子枣树很好认。院门虚掩着，我抬手要敲，手举在半空，停住了。我在心里排练了三百公里的开场白，一句也想不起来了。
门自己开了。一个老太太端着一盆水出来倒水，差点泼在我鞋上。她往后一跳，我也往后一跳。她抬起头看我，眯着眼睛看。
我后来一直在想那一刻。她看我的第一眼是陌生，第二眼不是了。第二眼她的瞳孔缩了一下，手扶着门框，指甲抠进木头里。她说：
「你是阿姐家的孩子。」
不是问句。她认出来了。我母亲像外婆，我像我母亲。她在我脸上看见了她四十年没见的人。
「我外婆，」我说，「去年走的。」
她扶着门框，站了很久。河风从街口过来，吹得枣树枝子响。她说：「进来吧。外头冷。」
姨婆的屋子和外婆的屋子，像照着同一个图纸盖的，又处处相反。外婆留东西，姨婆扔东西——她屋里干净得近乎空荡，一张八仙桌，桌上一个热水瓶，一个搪瓷缸。墙上挂着一个镜框，镜框里没有照片，裱着一块褪色的红布。
我把铁皮盒放在八仙桌上，打开，推到她面前。
「外婆写的。」我说，「写了四十年。一封都没寄。」
她低下头看那叠信。看了很久，伸出两只手，把手在衣襟上擦了擦，才拿起最上面那封。她没拆。她把信封翻过来，看收信人那三个字：林秀青。她的手指在那三个字上停着，一动不动。
「她字还是我教的。」姨婆忽然说，「小时候她笨，写『青』字，三横老写成四横。我打她手板。」
她笑了一下，笑完，眼泪就下来了。七十四岁的眼泪掉得很快，啪嗒一声砸在信封上，她慌忙用袖子去擦，擦完又骂：「死了还让我出丑。」
那天下午我在她家坐到太阳偏西。她一封一封地拆，拆得极慢，每拆一封，先吹一口气，像吹开茶叶沫子。读到好笑的地方，她一个人笑出声；读到某处，她把信纸按在桌上，半天不翻页。我没问她读到什么。有些信，写了四十年才到，不该再有第三个人催。
临走，她忽然想起什么，进里屋翻出一枚顶针，黄铜的，塞到我手里：「你外婆的。她走的时候落在这儿的——不是，是吵翻那天她撸下来拍在桌上的。四十年了，我天天看见它。」
「您为什么不扔？」
「扔？」她瞪我一眼，「扔了就真没了。」她顿了顿，声音低下去，「我这个人，东西可以扔，气不能消。她那个人，气早消了，信不敢寄。你说我们俩，耗了一辈子，图什么？」
我答不上来。河在屋后流，冬天的水声很瘦。
「回去吧。」她送我到三岔路，末班车摇摇晃晃地来了。我上了车，她还站在路口，裹着黑棉袄，很小的一团。车开出去很远，我回头看，她还站着。
车过山岗的时候，手机震了一下，进了信号。一条消息跳出来，是老沈发的。他从来不发消息，我们之间的账都是现金结清。我点开。
只有一行字：「店要拆了。月底前。你来看看吧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