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通电话打了两个小时零七分钟。这是我记事以来，和我妈打过的最长的一通电话。
先交代我妈这个人。她住在我们那个小城的旧家属院里，两室一厅，一个人住出了八口之家的密度。阳台上晾着一年四季的鞋，鞋柜里塞着四十几个洗干净的玻璃罐头瓶，柜顶上是塑料袋套塑料袋套塑料袋，最大的一只里面，装着我们家从一九九六年以来的全部塑料袋。
她的人生是加法。什么都不能扔。我爸走得早，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拉扯的方法就是攒：攒钱，攒布票时代留下来的习惯，攒一切「万一用得上」的东西。我上大学的行李箱里，她塞进了一把螺丝刀，理由是万一床板松了。那把螺丝刀我留了十五年，至今没拧过一颗螺丝。
电话的前一个小时，是她问我答。分了？分了。辞了？辞了。为什么？说不清楚。钱够吗？够。够是多少？够就是够。
她在那头叹气。我听得见她把手机换了一只耳朵，听得见她那边的电视开着，音量调到九——她一个人在家，电视永远开着，她说屋里得有个人声。
「你外婆的东西，」她忽然换了话题，「你清得怎么样了？」
「清了三分之一。老沈拉走两车。」
「缝纫机呢？」
「卖了。」
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。「哦。」她说，「那台机器你外婆踩了五十年。我的衣服，你的罩衫，都是那上头出来的。」
「妈，」我说，「留着干什么呢？我又不踩。」
「也是。」她说，「卖了多少？」
「连那一车，三百八。」
她又「哦」了一声。这一声「哦」比上一声轻，轻得像掸掉一点灰。然后她说：「卖了也好。东西嘛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」
我愣住了。这句话是我妈这辈子说过最不像她的话。一个攒了三十年塑料袋的女人，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
「妈，你没事吧？」
「我能有什么事。」她说，「我是想，你外婆守了一辈子东西，守到最后，人走了，东西一车一车拉走，三百八。我守着我这一屋子，将来也是三百八。说不定还不到。」
电视的声音在她那边响着，咿咿呀呀，是戏曲频道。
「迟迟，」她叫我小名，「妈攒东西，你是不是从小就烦？」
「也没有……」
「你烦。」她说得很平静。「你上大学走那天，箱子拉链拉不上，你坐在箱子上压，我在边上还想再塞一床毛毯，你那个眼神，妈记到现在。」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那个眼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，她记了十一年。
「可是迟迟，妈跟你说个理。」她说，「你爸走的时候，你才八岁。家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少——他的手表停了，他的茶杯裂了，他穿过的衣服送人的送人，剪了当抹布的当抹布。少到后来，这个家里找不到他了。妈那时候就落下个毛病：东西得留住。留住东西，就像把人留住了一点。你外婆留你姨婆的信，留了四十年没寄，跟我留塑料袋，是一个病。」
我握着手机，在老屋的黑暗里坐直了。
三十七封信。四十个玻璃罐。一柜顶的塑料袋。原来这些东西从来不是东西，是没地方放的想念，摞起来了。
「妈，」我说，「你的病比我轻。我只是把人和东西一起减了。」
「你那是吓的。」我妈说。她没读过多少书，这一句却像拿锥子扎的。「你爸走，你外婆走，周屿走。你身边的东西一样一样没，你怕。你索性自己动手，先减。自己减的，不疼。是不是？」
那天晚上雨又下起来了。我坐在外婆的床上，听我妈在三百公里外，把我这两个月的减法，一句话拆穿。自己减的，不疼。原来我不是在减负，我是在抢跑——抢在失去前面，先失去一遍。
「妈。」我说，嗓子有点哑。
「哎。」
「没什么。你早点睡，电视记得关。」
「不关。」她说，「关了屋里太静了。」她顿了顿，「迟迟，过完元旦，妈去看你。你那个空屋子，妈不放心。」
「不用——」
「妈票都看好了。」她说，「你别减我。你什么都能减，妈你减不掉。」
电话挂了以后，我在黑暗里坐了很久。冰箱是空的，不响。屋子是空的，很静。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，这份静有点太贵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