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晚上我没有再清东西。我把那叠信拿到天井里，就着一盏台灯读。台灯是外婆的，绿玻璃罩子，光是黄的，照得信纸像陈年的事。
三十七封。我没有全读。读到第七封，我就不敢再往下读了——不是怕知道什么，是怕读得太快。这种东西，一个人写了一辈子没寄出去，我两个晚上读完，对不住。
第一封写于一九七九年。信纸是那种带红格的稿纸，字很大，一笔一划，像写信的人不确定对方还认不认得自己的字。
秀青：
你走的时候说，这辈子不进这个门了。我想了三个月，想不出回你什么。娘留下的那对银耳环，你一只，我一只，你说你那只扔进河里了。我不信。你要是真扔了，就当我这封信也扔了吧。
姐
第二封隔了四年。第三封隔了七年。信越写越短，邮票越贴越新，称呼从「秀青」变成「秀青妹」，又从「秀青妹」变回「秀青」。内容也渐渐家常：哪年屋顶漏了，哪年天井里的枇杷树结果了，哪年她生了我母亲，哪年我母亲生了我。我的出生写在第二十一封里，只有一行：
秀青：女儿生了个女儿，取名林迟。迟到的迟。我想，晚来也是来。
我在这一行上坐了很久。天井里很黑，枇杷树的影子罩着半个天井。原来我的名字是这样落进纸里的——晚来也是来。我长到二十九岁，第一次知道自己名字的来历，是从一封没有寄出的信里。
外婆写给妹妹的信里，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决裂的原因。三十七封信绕着那个原因走，像绕着天井里那口封掉的井走，谁都不往井里看。
只有最近的一封，邮戳的年份是前年，外婆走的前一年，信纸上只有两行字，字迹抖得厉害：
秀青：我七十九了。你也七十四了。我们还有多少个冬天可以用来不讲话？
信写到这里就停了。没有落款。
我把信按年份理好，放回铁皮盒。然后我做了那晚唯一一件「减法」：我把信封上所有多余的笔画减掉了——外婆写字爱描，收信人姓名描得又黑又重，地址却越写越淡，仿佛写到「寄往哪里」，笔就自己犹豫了。我拿铅笔，把三十七个信封上的地址轻轻重描了一遍。
描到一半我停下来。我这是在干什么？信不是我的，地址不是我的，这桩断了四十年的姐妹缘分，轮不到一个外孙女用铅笔续上。
我把铅笔放下了。把盒子也合上了。
睡前我在老屋的床上躺下，床板吱呀响了一声，像翻了个身。黑暗里我睁着眼睛，那两行字在我眼前晃：我们还有多少个冬天可以用来不讲话。
我摸到床头的手机，在备忘录里打字。打完才发现，我打的是那个小镇的地址，一字不差。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没有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