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婆的老屋在城南，一楼，进门要下两级台阶，屋里永远比屋外暗一度，也凉一度。
钥匙是母亲去年交给我的，黄铜的，磨得圆了。我拖着三条腿的箱子在门口站了很久。门上的春联还是外婆生前贴的那副，红纸褪成了粉白色，字还在：天增岁月人增寿。下面那句被雨水洇掉了半个字，看不清是「春满乾坤」还是别的什么。
一年没人住，屋子里的东西却一样都没少。它们不觉得自己被遗弃了，它们觉得主人只是出了趟远门。
我推开窗。光进来了，灰尘也起来了，一粒一粒浮在光柱里，慢悠悠的，像整个屋子在很慢地呼吸。
外婆的屋子和周屿的屋子是两个极端。周屿是买，外婆是留。四十年的日子全在这六十平米里码着：五斗橱上摆着七个大小不一的玻璃罐，装着冰糖、桂圆、话梅和三种我说不上名字的干菜；衣柜里的衣服按季节叠好，每件之间垫着报纸，报纸的日期从一九九四年到二〇一八年；床底下是樟木箱，樟木箱上是藤编的筐，筐里是毛线，毛线里插着织了一半的毛衣针，针上的活计停在某一行的正中间。
它在等一双手回来把那一行织完。我在它面前站了一会儿，走开了。
我给自己定了规矩：每天清理一件大家具，或者一个大类。第一天从厨房开始。七个玻璃罐，我打开闻了闻——冰糖还好，桂圆黏成了一整块，话梅表面的盐霜厚得像下过雪。我找来垃圾袋，又停住了。
扔外婆的东西，和扔自己的东西不一样。扔自己的，叫整理；扔外婆的，像二次死亡。每一样东西我都得先问一遍：她留着你干什么？玻璃罐不能回答。它只是摆着，摆得理直气壮。
下午三点，有人敲门。
门外站着一个老头，六十来岁，黑棉袄，手里拎着一杆老式杆秤，秤杆被手汗浸成了深褐色。他身后停着一辆三轮车，车斗里垫着棉毡。
「收旧货。」他说，「你母亲上礼拜打过电话。」
我想起来了。母亲确实说过，老屋的东西别乱丢，她找了个老师傅，「姓沈，公道」。
老沈进屋，没先看我，先看屋子。他的眼睛在七个玻璃罐上停了一停，在五斗橱上停了一停，在衣柜上停了一停。然后他说：「老人家走了一年了吧。」
「你怎么知道？」
「东西知道。」他说，「走了一年的屋子，东西是这种站法。站得还整齐，但是泄了气了。」
我看着他。这是我搬进来以后，第一个说出实话的人。
我领着他看。他一样一样过目，不用秤，用手掂。掂一掂外婆的缝纫机，说：「蝴蝶牌，七八年的，好机器。」掂一掂樟木箱，说：「这个沉，是真樟木。」他从兜里掏出个小本子，用铅笔头记，字写得极小，像怕浪费纸。
「缝纫机你别卖。」他忽然说。
「为什么？」
「卖不上价。」他说得很平淡，「现在没人踩这个了。你留着，占地方是占地方，但这是你外婆的手。别的都是她的东西，这个是她每天摸的。」
收旧货的人劝我别卖，我头一回听说。
但那天走的时候，缝纫机还是上了他的三轮车。我给自己找的理由很充分：我又不踩缝纫机，留着它，是留着「外婆的手」，还是留着一个六十斤重的念想？老沈没再劝。他用棉毡把机器裹好，捆了两道绳，捆得很慢，像给什么送行。
那天他拉走了一车：缝纫机、旧报纸、铝锅、一台不转的电扇、几件老家具。临上车，他把钱点给我，又说：「姑娘，清屋子别急。一天清一点。屋子空了，人就慌了，慌了就乱填。我收了三十年旧货，见得多了——多半的空屋子，半年不到又堆满，堆的都是更没用的东西。」
三轮车嘎吱嘎吱走远了。我回到屋里，屋子空出了一个角，像牙床上刚拔掉一颗牙，舌头总要去舔。
晚上我接着清。樟木箱的最底下，垫着一块蓝印花布——和我裹相机的那块是同一种，靛蓝底，白色小花，只是这块更大，叠得方方正正。布下面压着一个铁皮饼干盒，盒盖上是两个烫了卷发的女人，冲着一九九七年的镜头笑。
盒子里没有饼干。
盒子里是一叠信。三十几封，每封都写好了地址，贴好了邮票，邮票的面值从八毛到一块二，年份一封比一封近。收信人都是同一个名字，地址都是同一个地址——邻省，一个我没去过的小镇。
一封都没有寄出过。
我坐在樟木箱边上，手里捧着那叠信。信不厚，却沉，压得手腕发酸。窗外有夜行的火车经过，很远的地方，轰隆一声，然后是更长的安静。
信封上的字迹是外婆的。收信人那一栏，写的是：林秀青，亲启。
林秀青。我姓林，外婆也姓林。这个名字我听过一次，很小的时候，外婆说漏了嘴，又自己把话咽了回去。
那是她妹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