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东西那天放晴了，这是冬天里少见的晴天，阳光把客厅照得像一个正在清仓的铺面。
周屿找来了纸和笔。建筑师的职业病，分手也要画表格：左边一列写「林」，右边一列写「周」，中间一列写「待定」。他说这样清楚。我说好。
我们从书架开始。这是最顺利的，他的归他，我的归我，界限分明得像两个不曾接壤的国家。只有一本《东京八平米》，书脊上有两个人翻出来的两道折痕。他看了看书名，把它放进了我这边。「你看的次数多。」他说。
然后是厨房。四十六件餐具，他说你挑。我站在厨房门口，看了一整圈，拿走了一只白瓷杯——不是那对情侣杯，情侣杯我一只都没碰。那只是我自己买的，杯壁很薄，对着光能看见手指的影子。其他四十五件，包括那只缺口朝里的青花碗，都留在了他的那一列。
「碗你不要？」他问。
「缺口朝里，谁也看不见。」我说，「你留着也一样。」
他没接话，在表格上写下「青花碗，周」。笔尖在纸上停了很久，晕出一个小小的墨点。
沙发归他，茶几归他，两台咖啡机归他——「反正你喝速溶」，他说。我说对，我喝速溶。其实我喝咖啡机做的咖啡喝了两年，但从今天起我决定喝速溶。人可以在任何一个下午重新开始喝速溶，这是成年人的自由。
待定那一列里东西不多：阳台的画架，一盆半死不活的薄荷，还有相册。
画架我说不要了。他说你大学不是画画得挺好的吗。我说那是我大学里不要的东西，搬家时顺手带来的，就像顺手带来的一个旧想法。薄荷他说他养不活，我说那就扔了，薄荷这种东西，扔在哪块土里都能活，它比我们适应性强。
最后是相册。两本。我们坐在地板上，一页一页翻。两年，七百多天，压成两本册子，薄得不像话。翻到在青岛拍的那张，他在栈桥上把我举起来，两个人都笑得露出牙床。他把那一页整页揭下来，递给我。
「这张你留着。」
「为什么？」
「因为这张里你笑得是真的。」他说，「后来的都不是了。我自己看得出来。」
我捏着那张照片，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两年了，这是他第一次把看出来三个字说出口。原来他一直看得出来。他只是没说。
分到最后，我的全部家当装进了一只二十四寸的行李箱：几本书，一只白瓷杯，两套换洗衣服，一床薄被。周屿看着那只箱子，又看看满屋子划归自己的东西，脸上的表情像中了标却发现算错了工程量。
「就这些？」
「就这些。」
我顿了顿，又走回卧室，从衣柜顶上取下一个布包。布是蓝印花的，靛蓝的底子，白色的小花，外婆的手艺。布里裹着一台旧胶片机，黑色的机身，皮套磨得发亮。外婆去世一年，这东西在她老屋的衣柜里躺了一年，上个月我去收拾，顺手把它带来了这里——顺手带来的又一个旧想法。
「这个呢？」周屿问。
「这个本来就是我的。」我把布包抱在怀里，「外婆的。」
他点点头，没再问。他从来不多问，这也是我们能和平分完一屋子东西的原因。
搬家公司在楼下按喇叭。我拖着箱子走到门口，换鞋，左脚先踢掉。他在我身后说：「林迟。」
我回头。
「那间朝南的书房，图纸我画完了。」他说，「上个月画完的。存在电脑里，你要的话我发你。」
我站在门口，鞋尖抵着门槛。屋外的阳光很好，屋里的表格摊在茶几上，左边一列，右边一列，中间的待定空了。
「不用了。」我说，「你留着吧。万一以后有人用得上。」
我拖着箱子下楼。箱子的轮子在楼道里磕出很大的声响，一格，一格，一格。到三楼的时候，右边那个轮子掉了，滚进楼梯拐角不见了。我看了看，没去捡。
一只三条腿的箱子也能走。我把箱子往左一斜，让缺了轮子的那一角悬着，就这么斜着，拖下了剩下的三层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