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机落地的时候，成都正下着那种没有开头也不打算结束的雨。
沈砚站在出站口，看雨丝斜斜地贴着玻璃往下淌，像谁用极细的笔在反复描一道描不匀的线。她没有带伞。北京走的时候是干冷的晴天，她只在包里塞了一件旧毛衣、一叠车票和祖母的死亡证明。证明是电话里那个远房表舅代办的，塑封过，边角磨得起毛，她一路捏在手里，捏出一层温热的潮气。
她二十二岁离开这座城，此后十二年，只回来过四次。三次是过年，一次是把父母的骨灰从旧公墓迁到新的那年。每一次都住不过三天。祖母从不留她，只在她走的清晨往她包里塞煮好的茶叶蛋，蛋壳敲出细密的裂纹，说这样入味。
这一次，是祖母自己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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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虹巷在少城的深处，出租车拐进巷口就开不动了。青石板被雨泡得发亮，两旁的老墙渗出深一块浅一块的水痕，墙头有人晒的腊肠还没收，油亮亮地垂着，在雨里滴。沈砚拖着箱子走过去，轮子卡进砖缝，颠得手腕发麻。
她记得这条巷子该有一股潮味——霉、青苔、和不知谁家常年煨着的汤。十二年了，这味道一点没变，反倒是她自己，闻着闻着眼眶就热了一下，又很快压下去。她做修复这一行，最要紧的是手不能抖。眼睛也一样。
祖母的院子在巷子最里头，一扇斑驳的木门，门环是黄铜的，被几十年的手摸得只剩背面还留着一点绿锈。丧事在三天前就办完了，简单得近乎潦草——祖母生前交代过，不要摆席，不要哭灵，骨灰跟她那口老伴的搁在一处就好。沈砚赶不及，只在灵前烧了纸，磕了头，替一个她其实并不十分了解的老人尽了礼。
今天她回来，是清屋。表舅说，这院子祖母留给了她，卖也好，租也好，随她。
她伸手去推门。门却没有推开。
她愣了一下，低头去看。那扇门是从里头闩上的——不，是从外头。门缝里插着的不是锁，是一根新削的竹签，斜斜别住门环，是乡下人不用锁时临时拴门的老法子。竹签是新的，断口还泛着青，被雨打得半湿，指甲一掐一道白痕。
祖母已经走了七天。
她把竹签抽出来，握在掌心，站在雨里没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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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子比她记忆里小。一方天井，青砖地，墙角一口废弃的水缸盛满了雨。堂屋的门虚掩着，屋里的东西还维持着一个人日常生活的样子：桌上一只盖碗，碗底一圈干透的茶渍；藤椅上搭着祖母的蓝布衫，袖口磨薄了；老式挂钟停在三点十分，摆锤垂着，落了灰。
这些都对。一个走了七天的人，屋子就该是这个样子——被时间按了暂停，落灰，发潮，慢慢凉下去。
不对的是院子当中那株海棠。
那是一株老树了，比沈砚年岁还长，枝干虬结，皮色发黑。她小时候够不着最低的花，祖母就把她架在肩上。此刻这株树在雨里静静立着，可她一眼就看出，它被人修剪过——不是很久以前，是很近。斜出的枯枝齐根剪掉了，剪口平整，断面白生生的，还沁着一点新鲜的浆汁；病叶清过，树下的落枝拢成一小堆，压在缸边，没让雨冲散。
是内行的手。下剪的位置、留芽的分寸，都拿捏得极准，和她修书时避开虫蛀、顺着纸的纹理下刀，是同一种耐心。
她蹲下去，指尖碰了碰那个白色的剪口。潮，凉，边缘的木质还没来得及氧化发褐。这一剪，最多不过一两天。
沈砚在这院子里长到二十二岁。她知道祖母不许任何人碰这株树——连她自己想帮着扫扫落花，都要被拦下。修剪、施肥、埋籽，几十年，全是祖母一个人躬着背在弄。表舅打过它的主意，说这树占地方，砍了好搭个棚，祖母当场就翻了脸，是沈砚记忆里她唯一一次动那么大的气。
可祖母已经走了七天了。
雨还在下，落进水缸，一圈一圈把倒影搅碎。沈砚仍蹲在树下，掌心里那根竹签被体温焐得发暖。她抬头看这株她童年的树，忽然觉得，那些被剪去的枯枝，那道还没干的白色剪口，都不像是留给一个死人的。
倒像是留给她的一句话，只是她还没听懂。
她在心里问了一句从落地起就悬着的话，这一回，问出了声——
「是谁。」
没有人答。只有雨，一声一声，替谁数着日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