裁缝铺开在杭州中山中路后面的一条小巷里，门脸窄得只容得下一扇门、一扇窗。一九九六年春天盘下来的，转让费加半年的租金，用的是这两年多晚禾在路上攒下的钱——江远坚持给她算「助手费」，拍一座桥算一座，她推了两次，第三次收下了。她知道，他要用这种方式还她，她不收，他心里那杆秤永远翘着。
招牌是她自己写的，找人刻成木匾：「晚禾裁缝铺」。挂匾那天，江远在底下扶梯子，她在上面拧铁丝。挂好了，两个人退到街对面看。江远说：「字好。」晚禾说：「比你的桥差远了。」江远说：「不一样。我的桥是别人的，这个匾是你自己的。」
她想起一九九四年那顿晚饭，他说「杭州其实不远，汽车一天就到」。她用了两年，把这一天走完了。
铺子开起来，生意比她想的清淡，也比她想的结实。改裤脚的，换拉链的，嫁女儿来做被面的，都是街坊。她手快，针脚密，价钱公道，半年下来，巷子里都知道晚禾师傅。有个退休的越剧老艺人拿来一件旧戏服让她修补，她对者那件衣服研究了三天，补好了，老艺人穿上身，在镜子前面转了一圈，眼圈红了。从那以后，戏服、旗袍的活儿，一点一点找上门来。
她的手艺，那双在溪水里汰了十几年衣裳的手，终于在三十六岁这年，吃上了它该吃的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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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远一年回来两到三次。
他回来没有固定的日子。有时候是深夜，她听见巷子里有吉普车的引擎声，心里就知道是他，披衣起来开门，他站在门外，一身的尘土，手里举着一筒底片，像举着一束花。有时候是午后，她在缝纫机上踩着，一抬头，他就倚在门框上看她，不知道看了多久。
他每次回来，带两样东西。一样是底片——她帮他整理、登记、寄给杂志，滇西的溜索，藏北的藤桥，川西的碉楼下那些说不出名字的木桥。另一样是小的、不值钱的东西：一块彝族的绣片，一包酥油，一截桥上换下来的旧木头，上面还有榫卯的印子。
他把桥的照片洗出来，她挑了几张，配上框，挂在铺子墙上。来改衣裳的街坊问：晚禾师傅，这些桥是哪里？她说：全国。街坊说：你男人拍的？她顿一顿，说：一个朋友。
这个词她说了很多年。她没有更合适的词。「丈夫」不是的，「情人」这个词她从书上看来，觉得烫嘴。后来有一年，一个来做旗袍的女客看着墙上的桥，说：晚禾师傅，你心里有一条很远的路啊。晚禾低头踩着缝纫机，嗒嗒，嗒嗒，没有抬头，说：「路远，才要常回来看看。」
女客走了以后，她自己对着这句话愣了半天。她想，她和江远，大概就是这样了：他的路，她的铺子；他出去，她守着；他回来，缝纫机停几天，巷子里多一个修车的、劈柴的、吃饭的沉默男人。谁也不占有谁，谁也不捆绑谁。她用了很多年才弄明白，原来「不占有」不是一种委屈，是一种手艺——跟她的针线一样，全靠手上的分寸：线拉得太紧，布就皱了；太松，缝就开了。
那几年，是她一生里最安稳的几年。她以为这就是结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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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〇二年秋天，江远最后一次回到小巷。
他五十一岁了，头发白了一半，人黑瘦，眼睛还是亮的。那次他回来，带来一个消息：杂志要出《中国廊桥》的画册，三十年的专题，要收一个尾。最后一站，藏东南，怒江的上游支流，那里有他找了十几年的一座悬臂木桥——「拍完这座，」他说，「桥就拍完了。」
「拍完桥，你做什么？」
「不知道。」他笑了，「拍了半辈子，没问过这个问题。」
走的时候是一个清早。晚禾送他到巷口。他背着包，忽然站住，返身回来，把肩上那台方方正正的大相机取下来，放在她的柜台上。
「这次不带它了。」他说，「山路太险，带台小的。这个沉，你替我收着。」
晚禾的心沉了一下。这台相机跟了他半辈子，吃饭睡觉都在手边。她说：「相机是你的命。」
「命先寄存在你这里。」江远拍了拍相机包，笑了笑，「回头来取。」
他走了。巷口拐了个弯，没有了。这一次他没有回头——他从来不回头，晚禾已经习惯了。她不知道的是，这一次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没有回头意味着什么。
那台相机在她的柜台上放了四十一天。第四十二天，杂志编辑部来了电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