滇西的夏天是雨的夏天。
他们在怒江一条支流的峡谷里找到了那座悬臂木桥——两岸的岩壁上伸出层层木枋，到江心合龙，人从上面过，脚下四十米是白花花的水。江远拍了两天。第三天下午，他攀到桥底的木枋上去取一个仰角，手一滑，人挂在了枋子上。
是赶马帮路过的人把他弄上来的。人上来了，小腿在岩石上拉开一道口子，深得见骨。乡卫生所缝了十一针，当天晚上，他烧起来了。
高烧来的时候排山倒海。四十度，四十度二。卫生所的老医生说，伤口有炎症，山里药少，先物理降温，挺过这两天再说。晚禾守着。她把毛巾在井水里浸了，拧半干，敷在他额上，一刻钟一换。夜里江远开始说胡话，一会儿喊冷，一会儿喊水，一会儿喊一个陌生的名字：「阿姆。」
第二天夜里，烧得最凶的时候，他说话了。不是胡话——胡话是乱的，这段话他说得很顺，像在心里说了一万遍，只是从来没有放出过声音。
「阿姆，电报我收到了。」他说，眼睛睁着，看着屋顶，眼神散得很远，「母病危速归，五个字，我收到了。你等我，我在路上了。」
晚禾握着毛巾，不敢动。
「雨太大了，路断了。」他说，「我走了九十里到县城，没有班车。阿姆，我在县城等了五天。五天。我每天都去车站问，泥水路，通不了。第五天通了，我上车，转车，再上车……」
他的声音很平，平得比哭还难听。
「我到家是第八天。弄堂口搭着棚。阿姆，我连你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。他们说，你临走一直在问，远远回来了没有。阿姆，我回来了。我迟了八天。」
晚禾的眼泪掉在他的手背上。他浑然不觉，继续说，说一九七一年他二十岁，在闽北插队；说他阿姆一个人在上海的弄堂里把他拉扯大，在街道工厂糊火柴盒，供他念完高中；说她一辈子没照过一张相，有一回说想去照一张，他说，以后，以后我给你拍，比照相馆拍得好。
「以后就再没有以后了。」江远说，「阿姆，我学会拍照了。我拍得可好了。你起来，你起来，我给你拍……」
他说到这里，头一歪，睡过去了。烧在那天后半夜退的。晚禾坐在床边，握着他滚烫的手，一直坐到天光发白。她什么都明白了。明白了他为什么不停留——停下来的地方，电报追得上你；明白了他为什么不说「以后」——他欠出去一个「以后」，利滚利，还了二十四年；明白了他为什么不拍人——他欠下的那一张，拍不了了，从此谁的相他也不拍，好像拍了谁，就是对不住谁。
一个把自己罚在路上的犯人。晚禾看着这个人烧得塌陷下去的脸，想，原来我不是上了一个旅人的车，是上了一个逃犯的车。他逃了二十四年，逃到我这里，被我撞见了。
※
第三天早上，江远醒了。烧退了，人脱了形，眼窝深陷。他睁开眼，看见晚禾，看了看周围，卫生所的白墙，吊瓶，然后他说了退烧后的第一句话：
「相机呢？」
晚禾没有生气。她把枕头底下的相机包拿出来，放在他手边。他摸着那个包，摸了很久，忽然说：
「我说胡话了？」
「嗯。」
「说了什么？」
晚禾看着他的眼睛。那双眼睛醒过来了，又在往后退，往很远的地方退。她忽然知道，只要她说「你说了你阿姆」，这个人会立刻把那句话收回去，锁起来，连同他自己，一起退到下一座桥、再下一座桥后面去。
「没说清。」她说，「就是喊冷。」
江远看了她一会儿。然后他说：「哦。」
他闭上眼睛，像是又要睡。晚禾起身去倒水。她背对着他，听见身后很轻的一声，像是叹气，又像是别的什么。等她端着搪瓷缸子转过身，他已经睡着了，眉头松开了，像个孩子。
那个上午，晚禾坐在卫生所门口的台阶上，看峡谷对面的雪山。六月了，山顶的雪不化，云从雪顶上流过去，影子落在江面上。她想了很多事。想她撕掉的那些信，想他说「回去了你就不回来了」，想他阿姆在弄堂口等他的那八天，想这世上的人互相亏欠，欠到后来，分不清谁欠谁。
她想，等他伤好了，他们回杭州。不是她跟他回——是她带他回。逃犯也要有收监的地方。她要做那个地方。
这个念头把她自己吓了一跳，随即又让她踏实下来。她坐在台阶上，把这件事想了很久，越想越觉得是对的：她前半生被人留，后半生，她来留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