头一个月，晚禾觉得世界是新的。
吉普车从浙南开进闽东北，山路一条接着一条，每翻过一个垭口，江远就说一个桥的名字，像念亲戚的名字：「这座是鸾峰桥，全国单拱跨最大的。这座是杨梅洲，造在悬崖上。这座，你看，这座只剩半个桥屋了，还能过人。」
她学会了看桥。看桥屋的瓦是怎么一垄压一垄的，看桥头的石碑上刻着哪些年号，看拱架的木头是怎么互相咬住的。她想起自己说过的那句话——「跟一家人似的」——现在她看多了，看出另一层意思来：那些木头咬得那么紧，是因为它们谁都靠不住谁，只能互相咬。
她也学会了很多以前不会的事。学会了在县城的照相馆里帮江远配显影液，按比例，不多不少；学会了在小旅馆的房间里用棉被把窗户堵死，给他搭一间临时的暗房，自己蹲在门外守着，不让服务员推门；学会了看地图，看等高线，看那些标着虚线的机耕路。
夜里，他们住过十块钱一晚的招待所，住过养路工地的工棚，也睡过车里。有一晚车坏在半路上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江远修了两小时，满手是油，说今晚只能睡车里了。晚禾把后座的东西搬到前座，铺好铺盖，躺下，从车窗里看出去——满天的星，低得像要掉进挡风玻璃。她看了很久，推推身边的人：「你看。」
江远看了一眼，说：「嗯。明天晴。」
她又看了一会儿星星，自己笑了。她想，这就是她选的人。别的女人挑男人，挑会不会说话；她挑的这个，把满天的星星看成一张天气预报。她不后悔。夜里她睡不着，听着他的呼吸，觉得这条路会一直开下去，开到她白了头，开到天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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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个月，她开始注意到一些事情。
比如，江远可以不说话。不是赌气的不说话，是他整个人沉到什么东西里面去了——沉到一张底片里，一张地图里，或者什么也不是，只是沉下去。最长的一次，从屏南到政和，一百多里山路，他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晚禾说了三次话，第一次他「嗯」，第二次他过了很久才「啊？」，第三次，他没有听见。
比如，他拍照的时候，全世界的声音都到不了他耳朵里。有一回在鸾峰桥下，溪水忽然涨了，晚禾在岸上喊他，喊了七八声，他蹲在溪心的石头上取景，纹丝不动。水漫到他的鞋面，他才自己看出来，抱着三脚架上岸，还笑着说：「这张好。」晚禾站在岸上，心还在砰砰跳，他已经蹲下去擦镜头了。
再比如，他从来不说「以后」。她说，等春天来了我们去看哪座桥；他说，看天气。她说，这条路走完了我们去哪里；他说，看杂志派不派活。他不说「我们明年」，不说「我们老了以后」，他的语法里好像没有那个时态。晚禾开始的时候以为是自己多心，后来她明白了：一个不停留的人，是不敢说「以后」的。「以后」是一根桩，打下去，就走不了了。
第三个月的一天晚上，在寿宁——她跟着江远，转回了寿宁，离下桥村只有几十里地的地方——招待所的灯下，晚禾铺开信纸，想给两个孩子写一封信。
她写了「小树、小满」，停了。她写「妈妈」，停了。她写「妈妈对不起你们」，笔尖在纸上洇出一个越来越大的墨团。她写不下去。写什么呢？写妈妈现在在寿宁，离你们几十里？写妈妈过得很好？写妈妈不好？写妈妈想你们？哪一句是真的？哪一句又是他们能懂的？
最后她把信纸折起来，撕了，撕得很碎，丢进招待所的痰盂里。碎片浮在水上，像一场小小的雪。
江远从暗房里出来，看见痰盂里的纸，什么也没说。他在她身边坐下，握住她的手。他的手掌很糙，常年搬三脚架磨出来的茧，一格一格的。
「想孩子了？」
「嗯。」
「想回去看看？」
晚禾沉默了很久。窗外是寿宁县城的夜，街上有人在放录像，港片的打打杀杀声传得很远。
「不能回。」她说，「回去了，就再也出不来了。」
这句话说出口，她自己先愣住了。她原以为「不能回」是怕村里的唾沫，怕大川的眼神，怕没法交代。说出口才知道，不是。是她怕那扇门。那扇门她推开过一次，用了三十四年的力气；她怕自己再被关回去，就再也没有第二次三十四年了。
江远握着她的手，很久，说：「晚禾，跟着我是个苦差事。我给不了你什么。」
「你给了。」
「给了什么？」
晚禾看着窗纸上路灯的影子，说：「门。」
江远没有听懂，或者听懂了，没有接话。那一晚他睡得不好，翻来覆去。后半夜晚禾迷迷糊糊醒了，听见他在黑暗里说话，声音很低，像在说梦话，又不是：
「我这个人，只会开门，不会留人。」
晚禾没有出声。她睁着眼睛看着黑暗，一直到天快亮，那句话在黑暗里飘着，落不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