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四点，雨小了一些，溪水的吼声低了下去。
江远把军毯包和三脚架搬出偏屋。村里几个起得早的男人帮他把吉普从溪滩里推了出来——水退得比涨得快，车轮底下垫了木板，十几个人喊着号子，那辆军绿色的车一身烂泥地爬上岸，居然还能打着火。男人们围着车笑，拍着引擎盖，像救活了一头牛。
晚禾站在人群外面。她给帮忙的每家都送了一碗姜汤，递到江远那碗的时候，两个人的手在碗底下碰了一下，又都稳稳地端住了，谁也没有抖。
「师傅，多谢款待。」江远当着众人的面说，声音是公事公办的，「照片洗出来，我让杂志寄一份给村里。」
「哎，好。」晚禾说，也是公事公办的。
他上车了。吉普喘了几口粗气，慢慢地开上村道，拐弯，没有了。从头到尾，他没有回头。人群散了，各回各家。阿庚婶边走边跟人说：「这个拍照的，人还怪好的。」
晚禾回到屋里。屋里很静，静得能听见座钟的秒针。她在堂屋中间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走到缝纫机前，坐下来，拉开抽屉，拿出给小满裁衣裳剩下的白纸，又找出一支铅笔。
她开始写那封信。
第一遍写了半页，她撕了。第二遍写了三行，撕了。第三遍她写得很快，几乎没有停笔，写完折成四折，装进一个糊好的信封，用浆糊封了口。信封上没有写称呼。她把信压在缝纫机的线板底下——同一个位置，三天前，那里压过另一张纸。
做完这一切，她坐下来，看着那台蝴蝶牌缝纫机。座钟指着五点四十。
她以为自己会哭。她没有。她只是坐在那里，听着秒针一下一下地走，听着听着，忽然听见自己心里有一个声音，很轻，但是清楚得吓人，说的是：
「车会在那个灯底下，停一下。」
她站了起来。
※
从下桥村到镇上，五里地。她没有带伞，带伞跑不快。
雨丝斜着打在她脸上。她沿着公路跑，布鞋踩进水洼里，泥浆溅到裤腿上。一辆拉毛竹的拖拉机从后面上来，司机探出头喊她，她摆摆手，继续跑。跑到半山垭口，她看见山下的镇子了——灰的瓦，白的墙，一条主街，主街尽头的岔路口，竖着那个红绿灯。
全县唯一的一个红绿灯。立在那里五年了，据说安装那天，全镇的人都去看稀奇。大车小车到了跟前都得停，管它后头有没有车，灯是不管这些的。
晚禾看见那辆军绿色的吉普了。它正慢慢地爬下最后一段坡，慢得反常，慢得像一辆快要没油的车。
她跑得更快了。
后来的一切，她都记得，又都不记得。她记得红灯亮着，雨在红灯的光里变成一根一根红色的针。她记得吉普停在灯底下，雨刮器一下一下地摆，像一个老人在摆手说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她记得自己冲到车门前，手摸到那个冰凉的、沾着泥的门把手。
她不记得自己有没有犹豫。
也许在另一个故事里，她的手放在门把上，放了四十秒，绿灯亮了，她收回了手，看着那辆车开走，然后回家，把日子一天一天过完，把这件事带进骨灰里。那个故事也是真的，在别的地方发生着。
在这个故事里，她拉开了车门。
江远没有说话。他伸出右手，越过座位，替她把车门带上。绿灯亮了。吉普慢慢地滑出去，转弯，上了出山的公路。雨刮器还在一下一下地摆，把雨幕划开，又合拢，划开，又合拢。
她回头。通过后窗，隔着雨，她最后看了一眼这个镇子：灰的瓦，白的墙，主街尽头，一辆从寿宁方向来的班车正按着喇叭进站。再远处，山垭口那边，她看不见的溪上，有一座桥。
后视镜里，什么都越来越小。路，镇子，雨，还有她三十四年的人生。
「你不问问我为什么上来？」她说。她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
江远看着前方的路，看了很久。雨刮器摆了一下，又摆了一下。
「不问。」他说，「我只怕你敲门敲得再晚一秒，我就把车开回去了。」
「开回去做什么？」
「去你家门口，」他说，「抢人。」
晚禾笑了一下，眼泪这时候才下来。她把脸转向车窗外。山在往后退，云雾缠在山腰，像山也围着一条围腰。她想起缝纫机线板底下那封信，想起小满的布老虎，想起小树的渔网，想起大川站在屋檐下看干玉米的样子，说「我早点回来」。她想起这些的时候，心口疼得像有人在里面下凿子，一下，一下。
但她没有让车停下来。
路在山里绕了最后一道弯，镇子彻底看不见了。雨还在下。很多年里她一直做着同一个梦，梦里就是这个路口，这个红灯，这扇车门。梦里有时候她开了门，有时候没有。每次醒来，她都要在黑暗里躺很久，确认自己在哪一边。
吉普车的引擎声在山谷里荡着，一声，一声，像谁在说：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