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两天，何砚把安福路四十七号连同左邻右舍问了个遍。他不是不知道这种笨功夫的样子——一家一家敲门，掏出本子，问那句问过一千遍的话：案发那天夜里，凌晨两点半到三点半，您在哪儿。他知道十有八九是白问。可他也知道，一桩案子里真正的东西，往往不在谁的口供里，而在几份口供合不拢的那道缝里。
他问下来的头一个感受是：人人都在撒一点小谎。
·
不是那种要命的谎。是那种一戳就破、破了也无所谓的谎。
四楼那对小夫妻，男的说两点多就睡了，一夜没醒。何砚多问了一句"确定没起来过"，男人才别扭地改口，说好像三点前后下楼抽过根烟——他媳妇不让他在屋里抽，这事他不想当着媳妇说。何砚往楼道口探头那段画面里一对，果然，两点五十几分，一个人影缩在大门里侧那一小截台阶上，红火头明灭了几下，又缩回去了。三点零一分,人影上楼。三点零六路灯灭的时候，他早回屋躺下了。一个瞒着老婆偷抽的烟，跟一桩命案，差着十万八千里。
三楼那位独居的退休教师，问他那晚睡得可好，他先说睡得沉，后来又含糊说夜里"起来过一两趟"，何砚追问几点，他支吾着不肯说准。中间他嘴里漏出小半句，说"四点来钟，好像听见楼下有点响动"，何砚问是什么响动、几点几分，他又立时缩了回去，摆手说记不清了，兴许是做梦。后来何砚才从钱姐嘴里知道，老先生前列腺不好，一夜起夜好几回，这是他觉得丢人、不肯对生人讲的事——夜里的动静、几点起的，他一概含糊，怕人往那上头想。那半句"四点来钟的响动"，何砚也就没当回事，随手记在本子的角上。坠楼是三点十四，这响动却在四点来钟，差着快一个钟头，对不上，他没多琢磨。
面馆的钱姐自己也没干净地过关。她一口咬定十点打烊就回家睡了，睡得"雷都打不醒"。可她先前明明漏过一句那晚起过夜。何砚点破，钱姐一拍大腿，才想起来是起来过的，跟牌友多聊了两句微信，怕何砚觉得她一把年纪还熬夜打牌不像话，就顺口说成"雷都打不醒"了。
何砚在本子上把这些一条条记下，又一条条划掉。他办了半辈子案，太熟悉这种谎了——为面子、为隐私、为一桩跟命案毫不相干的糗事，人人都要在口供里替自己遮那么一小块。这些小谎不指向凶手，它们只指向人。指向一条街上活着的人，各自守着各自那点不愿被生人看见的难堪。
撒谎的人太多了，多到几乎让这件事显得寻常。可正因为寻常，那几个连小谎都编不圆、连一个体面的糗事都拿不出来遮掩的人，才格外扎眼。
·
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名字浮了上来。
是小赵翻顾家寅的账本翻出来的。顾家寅这人放债，账记得倒仔细,一笔一笔，谁欠他多少、几时该还、逾期加几分利，密密麻麻。其中一个名字后头，红笔重重画了几道，数目也大——姓贺，贺国栋，做建材生意的，欠顾家寅四十来万，拖了大半年没还。
更要紧的是钱姐那张嘴。何砚一提这名字，钱姐眼睛就亮了：「贺老板啊！我晓得我晓得。上个月他还来堵过顾家寅，就在楼下，两个人差点动手。那贺老板急红了眼，指着顾家寅鼻子骂，说顾家寅先前答应给他周转、把他诓进这个坑，眼下又逼他还钱、还要拿他抵押的东西，是要断他的活路。」钱姐拿手在脖子上一横，「他撂下一句话我记得清清爽爽——他说：『顾家寅，你等着，你有一天要栽在我手里。』当着一街的人喊的。」
何砚心里咯噔一下。一个被顾家寅诓进坑、又被逼到墙角、还当众放过狠话的债主。这比楼下那个闷声不响的女人，像凶手得多。
他连夜查了贺国栋。这人的确不干净——欠着一屁股债，脾气火爆，有过一次因斗殴被拘留的记录。案发前夜的晚上九点多，他还给顾家寅打过最后一个电话，通了七分钟。
怀疑一下子朝这个贺国栋压了过去。小赵都精神了：「何哥，会不会就是他？动机、狠话、逼债逼到那份上——他要真趁那晚摸进去把顾家寅做了，一点不奇怪。」
何砚没说话，心里那根本来朝着楼下拐的弦，也悄悄松了半分，重新绷向了这个姓贺的。他甚至有点希望是他——一个跟这条街不相干的外人，一个满身都是动机的债主，如果是他，这案子就干净了，那盏亮到十一点的灯，就可以从他心里挪出去了。
·
第二天他把贺国栋请到了派出所。
人一进门何砚就看明白了几分。贺国栋四十来岁，人高马大，一坐下就抖腿，说话嗓门大，火气也大：「顾家寅那个王八蛋死了？死得好！我告诉你警官，我巴不得他早死！可这事不是我干的，你别往我头上安。」
「你放过话，说他要栽你手里。」
「气话！谁被逼成那样不放两句气话？」贺国栋梗着脖子，「他坑我，我恨他，这我认。可我要真敢杀人，我早杀了，用得着等到现在？我是欠他钱，我不是欠他命。」
何砚不动声色，把那句最要紧的问出来：「案发那天夜里，两点半到三点半，你在哪儿。」
贺国栋一下子从椅子上弹起来,又颓然坐回去，脸上那股火气忽然变成了一种说不出的窝囊。他半天没吭声，最后从兜里掏出手机，翻了半天，把一张照片和一沓东西推到何砚面前。
「那天晚上，我在派出所。」他声音低下去，「不是这个所，是浦东那个所。我跟人喝多了，在大排档跟隔壁桌干了一架，被人报警，半夜十二点多进去的，关到第二天中午才放出来。你不信,你查——笔录、拘留的单子、连我进去几点出来几点，都有记录。」
屋里安静了一下。小赵看看那沓单子,又看看何砚，那点刚提起来的精神，像漏了气的皮球，一点点瘪了下去。
何砚拿起那张拘留记录看了看，又打了个电话过去核实。半个钟头后回话来了，一字不差：贺国栋案发当夜十二点四十被带进浦东某派出所，人一直在里头，第二天十一点多才放。凌晨三点十四分，他在几十里外的一间拘留室里，睡着，或者醒着，反正——不在安福路。
「看吧。」贺国栋把单子收回去，苦笑了一下，「我这辈子头一回，庆幸自己那晚打了架进去了。要不然就凭我放的那些狠话，你们非把这屎盆子扣我头上不可。」
何砚没接他这话。他把人放走了。
·
贺国栋一走，屋里那点刚攒起来的热乎气就散尽了。
小赵有点不甘心：「就没别人了？顾家寅得罪的人那么多，随便揪一个出来，动机都比楼下那个开店的强。」
「动机强不顶用。」何砚把贺国栋那份查证的材料合上，「你得能进得去、出得来，还得没人看见。恨他的人一条街，可这一条街的人，那晚上大半都能说清自己在哪儿——睡了、抽烟了、起夜了、打牌了，一个个小谎背后，都是一个站得住的、无聊的、跟命案不相干的夜晚。」
他把这两天的本子从头翻到尾。翻着翻着他忽然明白过来一件让他后颈发凉的事：怀疑绕了这么大一圈，从楼里绕到街上，又绕到几十里外的浦东，眼看要落到一个满身动机的外人头上——结果那外人有一间拘留室替他作证，干干净净，反倒被排除得比谁都彻底。这一圈绕下来，凶手非但没绕出四十七号，那范围反而被收得更紧了。
能进那栋楼、又说不清那十一分钟的人，一圈排下来，没剩几个。
·
他还剩两个人没正经问。一个是修表铺的周慕。
何砚是傍晚过去的，那半间铺子照例亮着昏黄的灯，满墙的钟不紧不慢地走。周慕坐在工作台后头，眼上还架着放大镜，见何砚进来，把镜子摘了，抬起眼，不惊不惧，也不多问一句为什么。
何砚把那句话又问了一遍：那天夜里，两点半到三点半，你在哪儿。
「楼上。睡了。」周慕说。四个字，干干净净。
「几点睡的？」
「十点关店，上楼，洗漱，十点半上床。」他答得平，不快不慢，像在报一段早已核对过无数遍的时刻，「一夜没醒。」
「有人能证明吗？」
「没有。」周慕说，「我一个人住。」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一丝慌，也没有一丝要辩解的意思，仿佛"没人能证明"这件事本身，跟"外头在下霜"一样，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事实。
何砚看着他。奇怪，这两天问下来，人人都要在自己那点行踪上抹一层小谎、遮一块难堪，唯独眼前这个修表匠，一个字都不多，一个字都不含糊，也一个字都不心虚。他没有糗事要遮，没有面子要顾，甚至连"睡着了、记不太清"这种人人都会说的托词都懒得用。他就那么坦坦荡荡地把一个没有旁证的夜晚交出来，坦荡得让人挑不出一根刺。
何砚在本子上记下：周慕，十点半上床，无旁证，无异常。记完他自己都觉得，这一行字干净得没有再看第二眼的必要。这条街上如果说还有谁最不像藏着事，那就是这个修表的了。
临走，何砚随口提了一句那块摔停在三点十四分的表，说亏得那表把时间钉死了，不然这案子连个准点都摸不着。
周慕从工作台上抬起眼，往满墙的钟看了一眼，忽然很平静地说了一句：
「表是死的，何警官。」他说，「它停在哪一刻，只说明它是那一刻停的——不说明那一刻真出了什么事。要它替人作证，先得有人信得过它没被动过手脚。」
何砚"嗯"了一声，没往心里去。他只当这是个修了一辈子表的老匠人，对自家这门手艺一点近乎迂腐的较真，说给外行听的一句客套。他道了谢，出了门。满墙的钟在他背后不紧不慢地走，一格是一格，谁也不多走，谁也不少走。
·
另一个说不清那十一分钟的人，何砚没有立刻去问。
因为他早知道答案会是什么。楼下那盏亮到十一点的灯，那个一个人守着半爿店、也是一个人住、夜里没有任何人能替她作证的女人。她和周慕一样，没有旁证。可周慕那份"没有旁证"落在何砚心里，轻得像一片叶子；苏晴那份，却莫名地沉。
他翻回本子上苏晴那一页。头一次问她，她说"该打交道的就那些"，一个字的房东坏话都不肯讲。可这两天他零零碎碎从别人嘴里、从她店门口那盏灯的作息里拼出来的东西，跟她自己说的，对不大上。有人说案发前几天，半夜还见过晴天杂货那盏灯亮着；有人说那阵子苏晴神色不对，像揣着什么事。而她自己呢，问到那晚，只轻轻一句"关了店就回屋歇着了"，再问细一点，她就把话头放下，像放下一只怕碰碎的杯子。
何砚坐在昏黄的路灯底下，把这两天的怀疑重新拢了一遍。绕了一大圈，一个满身动机的债主被拘留室洗得干干净净，一街的人各自缩回各自那点无关痛痒的小谎里，唯独楼下那盏灯的主人，动机最重，行踪最含糊，旁证最少——那圈越收越紧的怀疑，绕开了所有人，最后又轻轻地、不由分说地，落回到了她身上。
他合上本子。他还没有认定是她。可他心里清楚，明天一早，他要去晴天杂货，把那句"关了店就回屋歇着了"，一分钟一分钟地，掰开来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