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弄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值得被杀，最快的路子是去问那些没杀他、却也不肯为他掉一滴眼泪的人。何砚第二天一早又去了安福路四十七号。这回他不上五楼，先拐进楼旁那家面馆。
面馆是钱姐开的，跟四十七号只隔一道山墙。清早还没到饭点，几张桌子空着，钱姐正把一大盆浇头端上灶台，油烟顺着门帘往外爬。她一眼就认出何砚是那天来来去去的警察，围裙一擦手，声音先递了出来：「探长又来啦？坐坐坐，下碗面给你，不要钱——你们查那个顾家寅，是吧。」
何砚没坐，靠在门框上，说随便聊两句。他问顾家寅这个人，在这条街上，人缘怎么样。
钱姐"嗤"地笑了一声，那笑里没有半点笑意。
「人缘？」她把一双筷子往竹筒里一插，「你去街上随便拉一个问，哪个不想他早点没了。我不是说他死了活该啊——死者为大，我不讲这个。可要说谁伤心，我这条街上，你一个也找不出来。」
她压低了点声音，像怕山墙那边听见死人似的：「这栋楼，明面上不是他的，他就是个二房东。从大房东手里整栋租下来，再一间一间分租出去，中间那道差价，全进他口袋。他自己一分钱本事没有，就靠这个吃人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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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姐一说起来就收不住。何砚也乐得让她说，嘴碎的人往往比笔录里的证人有用——他们不挑，什么都往外倒。
「你看楼下开杂货铺那个苏晴，晓得吧？就那个『晴天杂货』，卖旧物件、带杯咖啡的那家。」钱姐往临街那头努努嘴，「多好一个姑娘，斯斯文文的，六年了，起早贪黑就守那半爿店。可她那店，明面上是她的，骨头缝里，早被顾家寅啃空了。」
「怎么讲？」
「租呗。」钱姐掰着手指，「顾家寅这人有一手，签合同的时候客客气气，租金压得低低的，专挑那些手头紧、别处租不起的人。等你把店做起来了、把客人养熟了、走不动了，他就来涨租。头一年一个价，第二年就往上跳，你不肯，他就拿合同上那些弯弯绕绕吓你——什么『业态变更』『转租违约』，反正名目多得很，你一个开小店的姑娘，哪里说得过他。」
她端起抹布擦了把并不脏的桌面，手底下用了点劲。
「苏晴那店，头两年是能赚点的。我眼看着的，客人不少，小姑娘们爱去。可这两年，你再看她——早上开门比谁都早，晚上十一点了那灯还亮着，人瘦了一圈。赚的那点钱，全填进房租里去了，一分没落下。他就是这么个吃法，不一口吞你，一年咬你一小口，咬到你只剩一层皮，还得笑着谢他没把你赶出去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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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砚问，除了租金，还有别的没有。
钱姐眼睛往两边瞟了瞟，声音又低下去半格。
「别的我不好瞎讲。」她说，「可我跟你讲一桩我亲眼看见的。上个月吧，还是上上个月，反正天已经凉了。傍晚，苏晴店里还有客人呢，顾家寅晃下来了，站在店门口——不进去，就站门口，当着一店客人的面，扯着嗓子问她要钱。说的什么『这个月的还差多少』『你当我是开善堂的』，难听得很。苏晴脸都白了，一句嘴都不敢回，就低着头，把手在围裙上擦来擦去。那些客人放下东西就走了，谁受得了这个。」
「我在这边看得清清楚楚。」钱姐说，「他就是要她当众下不来台。钱他早晚要得到，可他偏要挑店里人最多的时候来要，就是要看她难堪。这种人，探长，钱对他都是次要的——他是靠捏着人的软处过日子的。捏着捏着，都捏出瘾来了。」
何砚在心里把这一段记下了。当众羞辱一个还不上钱的房客，这不是讨债，是玩弄。一个把玩弄别人当乐子的人，欠他的人只会越积越多，恨他的人也就越积越多。
「那她……为什么不搬走呢。」他问，明知这话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「搬？」钱姐把抹布往肩上一甩，「探长你说得轻巧。一个店的客人是一年一年养出来的，搬一步，前头六年就白干了。押金呢，转租费呢，装修呢，哪一样不是钱。他就是算准了你搬不动，才敢这么咬你。笼子门是开着的，可你飞不出去——这才叫真的关住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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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面馆出来，何砚没有立刻上楼。他在临街那半爿"晴天杂货"门口站了站。
店不大，收拾得干净。木架子上摆着旧唱片、搪瓷缸子、玻璃罐里的旧扣子、几台不知从哪儿收来的老相机；靠里一台小小的咖啡机，正咕噜咕噜地响。所有东西都擦得没有灰，标价签用铅笔写得端端正正——一个在把日子过得体面的人，才会把一屋子不值钱的旧物摆得这样有尊严。
靠门那面墙上，挂着一束一束的旧绒线团，暗红的，起了毛，是收来的老棉绒。何砚在店里的工夫，正见苏晴给一个买旧扣子的小姑娘扎包——她扯下一段那暗红绒线，把纸包口一绕，系个简简单单的结，动作熟得很。这是她卖旧物的老习惯，谁买件小东西，她都这么扎一下，算这爿小店的一点体面。前些日子靠里修表的周师傅来淘走一件旧铜活，得的也是这么一个绒线扎的包。何砚没往心里去。一束旧线，一个扎包的结，跟一个二房东的死，能有什么相干。
苏晴正踮脚往高处的架子上放一只搪瓷盆。听见响动回过头，认出是警察，她把盆放稳，走过来，双手在围裙上按了按——就是钱姐学的那个动作，何砚一眼认了出来。
「有什么要问的，您问。」她说。声音很轻，很稳，是那种把疲惫压到很深的地方、不让它浮上脸的稳。
何砚说，就是随便了解些情况，问她和五楼顾先生平时打交道多不多。
「他是房东，我是租客。」苏晴说，「该打交道的，就那些。」
她没有多说一个字。何砚在别人那里听来的那些——涨租、逼债、当众要钱——她一样也没提。他试着往那处轻轻碰了碰，问她这店做得可还顺当，租金上头有没有为难。
苏晴沉默了一下。她的目光越过何砚，落在门外的梧桐上，那上头的叶子已经黄了大半。
「做生意，哪有不难的。」最后她只说了这么一句，把话头轻轻放下了，像放下一只怕碰碎的杯子，「顾先生……人已经不在了，我说他什么，都不好。」
这份不肯说，比钱姐说的一切都更让何砚心里发沉。一个被人一年年咬空的人，到了她自己嘴里，只剩"哪有不难的"五个字。她不是不恨——她是把恨也一起咽下去了，咽得那样习惯，脸上一点痕迹都不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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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谢了她，正要走，钱姐不知什么时候又跟了出来，站在两家店之间的人行道上，大约是那点谈兴还没散尽。她看着苏晴的背影，忽然对何砚放软了声音，絮絮地补了一段，像补一件跟案子毫不相干、却憋了很久想跟人说的旧事。
「探长，这姑娘啊，你别看她被人欺负成这样闷声不响的，她心是顶软的。」钱姐说，「我跟你讲个多少年前的事——那时候她店还没开呢，人也年轻。有年冬天，特别冷的一个夜里，下着那种湿冷的雨，冻得人骨头缝里疼。我起夜，隔着窗看见弄堂口坐着个人。」
「一个不认得的人，」她强调，「不是这条街上的。一个男的，就那么坐在台阶上，一动不动，坐了很久，像是……像是心里头装着一件天大的、过不去的事。那种坐法，我活到这把年纪，见过，你懂我意思吧——那不是等人，那是不想再回家了。」
何砚没作声。
「后来苏晴出来了。」钱姐说，「她也不认得那人，可她没进屋去。她就……在他旁边坐下了，隔着那么一点点距离，也不多问，就陪着他坐。那么冷的夜。我看了一会儿困了，睡回去了。第二天一早我再起来看，台阶上没人了。那人走了，苏晴也回去了。」
「她陪那个陌生人，坐了整整一夜。」钱姐轻轻说，「一句话没多问。第二天见了我，也不提。我问她那是谁，她只说：『不认得，看他冷。』——就这么一句。你说，这样心肠的一个姑娘，落到顾家寅那种人手里，遭那样的罪……老天爷有时候真是不长眼。」
她说完自己叹了口气，转身回面馆招呼客人去了，那段旧事像随口撂下的一片叶子，落在人行道上，没人再去看它。
何砚站在原地。他不知道该把这段闲话放进案子的哪一栏里，也许哪一栏都放不进去。它跟一个二房东的死没有半点干系。可它就那么留在了他心里，很轻，又莫名地沉——一个宁可把自己咽空、也不肯多说房东半句坏话的女人，一个肯在最冷的夜里陪一个陌生人坐到天亮的女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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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车上，他把这半天的东西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越过越不是滋味。
顾家寅死了。全街的人都松了一口气，没有一个人哭。而在这栋楼里，被他咬得最狠、最有理由盼他死的那个人，不在别处——就住在楼下，隔着几层楼板，此刻大概正踮着脚，把又一只旧搪瓷盆，端端正正地放上高处的架子。
何砚发动了车，却没立刻挂挡。他想起五楼那只被撬空的抽屉，那层薄灰上一叠纸留下的棱边。一个来偷钱的人不会那么做。可一个被人捏着软处、一年年抽干的人，如果那叠纸上写着的，正是捏住她的那只手呢——
这个念头是自己冒出来的，冒出来的时候，他甚至有点厌恶自己。可他没能把它按回去。楼下那盏亮到十一点的灯，那双在围裙上擦来擦去的手，此刻在他心里，第一次落上了一层他不想让它落上的分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