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砚到安福路四十七号的时候，天已经亮透了。霜化了，梧桐叶上只剩一层湿。人行道那块地方用黄色警戒带围出个不规则的方，环卫工被拦在外头，扫帚横在手里，一脸不知该走该留。
他先在带子外站了一会儿。这是他多年的习惯——到场先别急着进去，让眼睛把整个场面囫囵吞一遍，再一样样拆开。四十七号是栋五层的法式公寓，米黄墙面剥了皮，铁艺阳台上垂着几盆半死的绿萝。一楼临街两家小店，一家挂着"晴天杂货"的木牌，卷帘门半开；再往里，昏黄的半间门面里有人影，玻璃上贴着"慕记钟表"四个褪色的字。
死者脸朝下。何砚蹲下去看的时候，年轻的辅警小赵在旁边报着：「顾家寅，五十岁，就住五楼。今早六点多环卫发现的。楼上阳台的窗开着，人从那儿下来的。」
「说得跟你亲眼看见似的。」何砚没抬头。
小赵讪讪地笑：「大伙儿都这么说。这人……名声不太好。破了产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谁见了都躲。跳楼挺合理的。」
合理。何砚在心里把这两个字掂了掂。合理是个方便的词，方便得让人放松。他不喜欢放松。
他的目光落到死者脚上，停住了。左脚一只黑皮鞋，穿得端正；右脚那只，鞋跟朝前，鞋尖冲着小腿的方向，像是被谁胡乱套上去、又没套周正。他盯着那只鞋看了很久，久到小赵都凑过来："何队，怎么了？"
「没什么。」他站起身，膝盖响了一声。他说不上来哪里不对，只是心里有一处像扣子扣错了一格，别扭地硌着。从五楼下来的人，鞋会甩掉、会磕歪，可这只鞋不是甩掉的样子，是穿着的样子，只是穿反了。他把这点别扭记下来，没说出口。惯性替他把它压了下去：一个破产的、招人烦的中年男人，清晨从自家阳台跳了下去。多干净的一件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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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决定先把楼里楼下走一遍。不是因为怀疑，是因为程序。程序要求走访，他就走访，一板一眼，像交作业。
"晴天杂货"里堆着旧唱片、搪瓷缸子、缺了口的青花碗，角落一台老式咖啡机在滴。开店的女人三十四五岁，头发松松挽着，眼下有淡青的影子。她给何砚让了张木凳，自己站着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。
「苏晴，」她报了名字，声音很轻，「我在这儿开了六年店。」
「昨晚几点关的门？」
「十一点多。这条街晚上人不少，我一般晚。」她顿了顿，「顾先生……真的是从楼上下来的？」
「暂时这么看。你和他熟？」
苏晴低下眼，替一只搪瓷缸子挪了挪位置，那动作没什么必要。「一栋楼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他是二房东，我这店的租，从前也从他手里过。」她停在这里，像一句话说到一半自己踩了刹车，「谈不上熟。」
何砚看着她。她克制得很好，好到那份克制本身有了重量。可他没有证据，别扭不是证据。他把本子合上：「夜里听见什么动静没有？摔东西，吵架，谁上下楼？」
「没有。」她答得很快，随即又补，「我睡得沉。」
他谢过她，起身。临出门，苏晴在背后轻轻说了一句：「他不是个好人。可是……人这样没了，总归。」后半句她没说完，也不需要说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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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里走几步，是"慕记钟表"。半间门面，比杂货店还暗，一盏台灯把光聚在一小块绿绒布上。四壁挂满了钟，摆钟、挂钟、鸟鸣钟，大大小小几十只，滴答声叠在一起，像下着一场很密的雨。奇的是，何砚扫了一眼，所有的指针都指着同一个刻度，分毫不差。
柜台后坐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戴单目放大镜，正低头拨一只怀表的机芯。见有人进来，他不慌不忙拧上后盖，摘下放大镜。
「警察。」何砚亮了证件。
「嗯。」男人应了一声，没多问。他把手里那只怀表翻过来，是他自己的——黄铜壳子磨得发亮，链子拴在马甲扣眼上。他掀开表盖看了一眼，随手从抽屉里取出一支小铜钥匙，对着表冠轻轻拧了半圈，又合上。整套动作干净利落，像别人喝口水那么自然。
「你的表停了？」何砚问。
「快了两秒。」男人说。
何砚看了看墙上密密麻麻的钟，又看了看他手里那块表，一时竟不知道两秒该怎么被一个人察觉出来。「你叫什么？」
「周慕。修表。」三个字，一个字都不多。
「楼上顾家寅，认识吧。」
「认识。」
「什么样的人？」
周慕没有立刻答。他把怀表塞回马甲口袋，抬眼看了何砚一下，那一眼很平，像秤砣稳稳压在秤盘上。「欠了很多人。」他说，「也欠了时间。」
何砚等他往下说，他却没有。这人说话像他修的表，一格是一格，绝不多走。何砚只好自己接：「昨晚你在店里？」
「十点关门。回楼上住。」他住三楼，何砚后来才知道。
「夜里有没有听见什么？」
「没有。」周慕说，「夜里很静。这条街，过了十二点，就只剩钟在响。」
何砚在店里又站了一会儿。那么多钟一齐滴答，起初嫌吵，站久了反倒觉出一种秩序来，像有人把散乱的时间一根根理齐了摆在墙上。他临走时，周慕忽然开口：「警官。」
何砚回头。
周慕又掏出那块怀表，翻开盖子，看了看，报出一个时间，精确到分。「你手机上的，」他说，「慢了。校一下。」语气不是提醒，是陈述，像陈述一件不容分辩的事实。何砚下意识低头看了眼手机，果然差着两分钟。他有点想笑，又笑不出来，只"嗯"了一声，出了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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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壁面馆的钱姐嗓门最大，何砚还没进门，她已经端着一碗浇头迎出来，把安福路这几年的旧账竹筒倒豆子似的抖了个干净。
「顾家寅啊，」她压低声音，可那声音压下去还是能传半条街，「作孽哟。当年也是有头有脸的，投资投资，投了个精光，就变着法儿从人身上刮。这栋楼多少人被他捏着短处，敢怒不敢言。你问我谁盼他死？」她掰着手指头，「排队排到马路对面去。」
「那你昨晚——」
「我睡得死。」钱姐把碗往桌上一顿，「不过我跟你讲，这种人，就是自己作的。跳楼？我看是老天开眼。」
何砚合上本子。一圈走下来，众口一词：死者该死，跳楼合理，没人听见任何动静。太齐整了。齐整得像一份誊抄工整的作业，每个字都对，可通篇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——而何砚这些年见过的真话，往往是带着涂改的。
他没把这话说出来。别扭不是证据，齐整也不是。回到楼下，法医的车已经在收拾，尸体要运走了。他最后又蹲到那双鞋跟前看了一眼。那只穿反的右鞋还在原处，鞋尖倔强地指着不该指的方向。
小赵在旁边催：「何队，走吧？这个报上去，自杀，没跑。」
何砚没动。他掏出手机，看了眼时间，两分钟前刚被一个修表匠校准过。然后他抬头看了看五楼那扇开着的窗，又低头看了看那只反着的鞋。
「先别急着报。」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，「等法医的报告出来再说。」
小赵愣住：「就为一只鞋？」
何砚没答。他也说不清是为一只鞋，还是为满墙一齐指着同一刻的钟，还是为那句"人这样没了，总归"没说完的后半句。他只知道，那格扣错的扣子，一整个上午都没能扣回去。
身后，钟表店那场很密的滴答雨，隔着一堵墙，还在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