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福路·六点零七分
霜落在梧桐叶上，一夜之间把整条安福路镀成了灰白。天还没亮透，梧桐的枝桠在半明半暗里交叠，叶子边缘结着一层薄薄的白，风一过，霜末就簌簌地掉，落在人行道的方砖上，落在停靠的自行车座上，落在四十七号老洋房的铜插销上。铜是凉的，霜化得慢，在插销的凹槽里积成一道细白的边。
老陈是这条街上第一个醒的人。他每天四点半推着早点车出门，五点在四十七号斜对面支好摊，把炉子生起来，等第一锅豆浆滚开。这个点，安福路是空的。网红小店的卷帘门还锁着，咖啡馆的灯要到七点才亮，只有他这一处冒着热气。他习惯了这份空——安静，能听见自己揉面的声音，能听见炉火的声音，能听见远处一辆早班车碾过湿路面的声音。
今天早上，安福路照旧是空的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
老陈支摊的地方在四十七号斜对面，炉子朝着自己，摊面朝着街口那头，背后就是马路对面那一排梧桐。这个钟点天还没亮透，梧桐底下黑黢黢的一片，墙根、树影、几辆歇了夜的三轮车叠在一处，什么都看不真切。他一门心思揉他的面、看他的火，谁也没想到那片深影里，两辆停靠的三轮车当间，会多出一样东西。它落在最暗的地方，天不亮，就没人看得见。
天是一点一点亮起来的。到六点一十五分光景，霜开始化，梧桐底下那片墨色一层层褪开，老陈直起腰捶了捶背，一眼扫过对面，才觉出不对——树影里，两辆三轮之间，贴着地卧着一个东西，太平，太贴地了。起先他以为是谁喝多了睡在路边，这条街上偶尔有。他眯着眼看了看，那轮廓不像睡着的人。他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绕过早点车，慢慢走过去。
六点一十九分
是顾家寅。老陈认得他，五楼的，这栋楼里没人不认得他。他脸朝下趴在方砖上，一条胳膊压在身子底下，另一条摊开，指尖朝着马路。头边有一小摊暗色的东西，在灰白的晨光里看不出是什么颜色，只看得出它在方砖的缝里慢慢地洇。霜落在他背上，落在他后脑的头发上，还没化。
老陈叫了一声。声音出去，没有回应。他不敢碰，蹲下去，又站起来，掏出手机，手抖着按了半天才按对号码。他一边说一边抬头往上看——五楼，顾家寅家的那扇法式落地窗开着，窗扇朝外，在没有风的清晨一动不动，铜插销那道白边看得清清楚楚。
「从楼上下来的，」老陈对着电话说，「五楼……人不行了，人不行了。」
环卫的老孙推着垃圾车过来时，老陈还蹲在那儿。老孙把车停下，看了一眼，把帽子摘了。两个人谁也没再说话。天一点一点亮起来，霜开始化，梧桐叶上的白退成透明的水珠，一滴一滴落在顾家寅摊开的那只手背上。
六点四十分
人是一点一点聚起来的。先是隔壁面馆的钱姐，围裙都没解，出来倒泔水，一眼看见，手里的桶差点脱手；接着是遛狗的、买菜回来的、赶早班的，一个传一个，很快人行道这头就围了一圈。有人踮脚，有人往后缩，有人压着嗓子问是谁、是几楼的、什么时候的事。
「顾家寅呀，」钱姐把桶放下，声音发飘，「五楼的那个顾家寅。」
这个名字一出来，围观的人里有几个交换了眼神。那眼神里没有多少惊，倒像是某种早有预料终于落了地的东西。有人低声嘀咕，说这个人欠了一屁股债，说前阵子还听见楼里吵，说他这半年整个人都不对了。话音压得很低，可在清晨的静里，还是一句一句地飘进旁边人的耳朵。
「跳的吧，」不知谁说了一句，「五楼，窗户还开着呢。」
所有人的目光顺着这句话往上抬。五楼那扇落地窗开着，朝外，空荡荡地对着梧桐的树梢。楼下这个人脸朝下贴在方砖上，摔的姿势、开着的窗、这半年人尽皆知的那些债——每一样都严丝合缝地扣在一起，扣成一个不需要人再多问的答案。人群里那点最初的惊，很快就被这个答案抚平了。是啊，跳的。这种事，谁想得开谁想不开，外人哪里说得清。有人叹气，有人摇头，有人已经开始小声估算他欠了多少、家里还有什么人。
钱姐没走。她站在最前头，两只手绞着围裙的角，眼睛却没看那摊暗色的东西，也没看那张贴地的脸。她看的是那双脚。
六点五十一分
顾家寅穿着鞋。这一点钱姐一开始没在意，后来越想越觉得哪里不对，可她说不上来。
他脸朝下趴着，两条腿一条压着一条，鞋是穿好的，一双旧的黑皮鞋，鞋带系着。要说一个人跳楼，脚上还好端端穿着系了带的皮鞋，这本身钱姐倒不觉得稀奇——半夜里睡不着，穿着鞋在屋里走的人多了。让她心里发毛的不是穿没穿鞋。
是那双鞋的样子。
钱姐在这条街上开了十几年面馆，天天看人来人往，看人走路，看人跌跤，什么姿势的人她没见过。一个人从高处摔下来，脸朝下，脚该是什么样，她说不出道理，可她心里有一杆秤。眼前这双脚，就是压不上那杆秤。左脚的鞋尖朝着一个方向，右脚的鞋尖朝着另一个方向，两只脚像是各自为政，不像是一个人自己摔成的样子——倒像是有谁把两只脚分别摆过一样。而且那鞋穿在脚上，说不清是松是紧，是别扭的，仿佛不是他自己蹬进去的。钱姐盯着看了很久，越看越觉得那双鞋跟这个人是分开的两样东西，是后来才凑到一起的。
她想开口，可这话怎么说呢。人都跳楼了，你去说人家的鞋摆得不对，像什么话。围着的人还在小声地重复着那个已经成形的答案：跳的，债逼的，五楼窗户开着。这个答案那么顺，那么让人踏实，钱姐心里那点别扭在它面前显得又小又不讲理。她张了张嘴，到底没说出来，只把那句话咽了回去。
可那点别扭没散。它像一根很细的刺，扎进去不深，却拔不出来。钱姐往后退了半步，避开那双脚的方向，避开那双鞋摆着的、说不上来哪里不对的角度。她抬头看天，霜已经化尽了，梧桐叶在渐亮的天光里一片一片地绿回来，安福路要醒了。远处传来警笛，一声一声，从街口那边压过来。
钱姐低下头，最后又看了那双鞋一眼。它们还是那样，一只朝这边，一只朝那边，安安静静地摆在那里，像两只找不到主人的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