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核没有等到上午。
天刚亮，陈芥的车就停在村口。两辆工程车跟在后面，车斗里装着黄色警戒牌、铁桩和一卷一卷的线。雨停后的山亮得刺眼，空气里却有一股土腥味，像什么东西被翻开后还没来得及合上。
我一夜没睡。手机里堆满自动回复：已收到、将转办、请按流程提交。流程像一条很长的河，我们站在岸边，看着自己的声音漂走。沈照的工程师朋友愿意赶来，但最快也要下午。许伯写了三页证词，最后一页字迹发抖，墨团一个挨着一个。
“不能等。”沈照说。
他把一只扩音喇叭放到桌上。喇叭是从村小学仓库里找出来的，外壳发黄，开关推上去时先是一阵刺耳电流声。
“你要喊什么？”我问。
沈照看我。“不是我喊。”
我低头看着喇叭。它丑，笨重，和我熟悉的一切表达方式都不相干。我写专栏，拍照片，做采访，把人的痛苦修剪成可以发表的段落。我从没有站在一条泥路上，对着一群不一定愿意听的人，把自己的声音放大。
许伯把江澜的反对材料塞进布袋。“我去。”
“您走不快。”沈照说。
“走不快也比你们多走了几十年。”
我们到机耕道口时，村里已经来了不少人。有人来看热闹，有人担心自家屋后山体，有人只是被工程车堵住了去镇上的路。陈芥站在警戒线内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声音被山风吹得很薄。
“各位乡亲，今天只是按程序进行试爆，范围可控，风险可控。请大家配合。”
又是配合。
我穿过人群。有人认出我，小声说江老师女儿回来了。江老师这三个字像一盏旧灯，一盏一盏在人群里亮起来。母亲教过他们的孩子，教过他们自己写名字，替他们读过药品说明书和法院传票。她活着时沉默，死后却忽然在人群里有了重量。
陈芥看见我，眉头一压。“江女士，请不要影响施工秩序。”
我打开扩音喇叭。电流声尖叫了一下，人群安静下来。我听见自己的呼吸被放大，粗糙，陌生。
“我母亲江澜，二十年前开始记录云生石雨天起雾和石内水声。”我举起那本墨绿封面的记录本，“她向县里递过材料，说这里可能有地下水文空腔。昨天我们在石前拍到了视频，工程师初步判断，没有地勘就试爆，会有坡体风险。”
一个中年男人在人群里喊：“真的假的？我家就在下面。”
陈芥提高声音：“网传意见不能替代专业报告。公司会承担安全责任。”
许伯忽然把竹杖往地上一戳。“你承担得起几间屋，承担得起几条命？”
人群动了一下。警戒线被挤得往后退。沈照站在我身侧，没有碰我，只把身体挡在工程车和我之间。
我继续念母亲的记录。日期一条条从喇叭里出来，穿过潮湿的空气，落到每个人脚边。那些年里，母亲一个人上山，看雨，看雾，听石头里的声响。她没有证书，没有机构，没有漂亮的图表，只有一支笔和一双肯走泥路的脚。
念到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八日时，我停住。
那一天，叶曼青来了。母亲没有写进记录表，只在日记里藏下她。我看向后山，云生石被竹林遮着，看不见，却像一直在听。
陈芥走过来，压低声音。“你这样没有意义。审批已经通过临时复核，十点前必须清场。”
我看了眼手机，九点二十三分。
许伯从布袋里拿出那封迟到的信，高高举起。“这山不是今天才有人看见。江澜看了半辈子。你们要炸，先把她的话读完。”
他把信递给我。我没有接。信太轻，轻得不能挡住工程车。
于是我越过警戒线，往山上走。
身后先是沈照的脚步，接着是许伯竹杖戳地的声音，再接着，有更多脚步跟上来。有人骂，有人劝，有人喊别冲动。警戒带被扯断，红白塑料条弹到半空，又落进泥里。
到云生石前时，太阳忽然从云后露出一点。石面湿亮，裂缝边缘残留着白色矿粉。工人已经在远处岩壁上钻好孔，导线沿地铺开，像一条条黑蛇。
我站到石缝前，手按在冰冷的石面上。石头没有声音。雨停了，它像一只闭紧嘴的巨兽，拒绝替任何人作证。
陈芥追上来，脸上终于有了怒意。“江吟，你知道这是违法阻工吗？”
我听见自己的名字从他嘴里出来，忽然想起母亲说，山里有回声，人说出去的话，总要有人听见。
“那就报警。”我说。
话音刚落，山下传来警笛声。不是一辆，是两辆。人群回头。陈芥也回头，眼神里掠过一丝松动。
我的手机震了。屏幕上弹出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：我是县融媒记者，已到村口。材料收到，我们正在直播。
我把手机握紧。就在这时，原本晴开的天色又暗下来。第一滴雨落在石面上，圆圆一点，像有人按下印章。紧接着，第二滴，第三滴。
云生石的裂缝里，白雾缓慢地、生硬地，重新探出头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