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年春天，老巷的梧桐发了芽。
嘀嗒钟表铺重新开张了——林越给自己放了三个月的假，是他开店以来最长的一次。回来第一件事，他把店里十几只钟一只一只拆开，洗油，校准，重新上墙。现在满屋子的钟走成了一个声音，嘀嗒，嘀嗒，齐得能听见回声。
那块怀表修好了。
断的秒针，他到底没配着原样的——九八年的老件，全临江的配件市场翻遍了也没有。最后他自己车了一根。车床是父亲留下的，他握着摇把的时候，忽然明白父亲当年车那道暗槽时手有多稳。秒针装好，摆轮归位，发条上满，他把它放在耳边。
停了二十五年的表，走了。
表针走过三点十五分的时候，没有停，一格一格，走得理直气壮。
沈青禾来取表那天，穿了一件浅色的风衣。她现在是省报调查部的记者了——那篇报道之后，省报把她挖走了，可她还是常回临江，说临江的选题做不完。林越把怀表放在绒布上，连同一个新的牛皮表套。
「物归原主。」他说，「它该在它家人手里。这话是你说的。」
沈青禾翻开表盖。表针走着，嘀嗒，嘀嗒。她翻到表盖内侧，看见那张小照片还在原处，照片擦过了，亮了一点，可边角那点温润的黄，林越留着没动。
「修表钱呢？」她问。
「这单不收钱。」林越说，「东家的表，赊了二十五年，利息早抵过了。」
沈青禾把表贴在耳边听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「我妈要是知道这表又走了，会说什么？」她想了想，自己回答，「她会说，修的不是表，是时间。」
「老秦头告诉你的？」
「你告诉我的。」沈青禾说，「你忘了，去年在店里，你说漏过一回。」
林越不记得了。有些话说过就忘，有些话会被别人收好，收很久。
赵小山是傍晚来的，拎着两瓶临江大曲和一包卤牛肉。他的胳膊好了，在省城跟人合伙开了个搬家公司，名字就叫「铁生搬家」，招牌上的「铁生」两个字描了金。国家赔偿下来了，他一分没留，以赵铁生的名义捐给了法律援助基金，专帮打不起官司的人。
「赔的钱烫手。」他说，「替我爸把它花在对的地方。」
三个人就在店里喝酒。柜台当桌子，卤牛肉底下垫着油纸。喝到一半，赵小山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——一张平反决定书的复印件，裱在镜框里。
「给我爸烧了一份。」他说，「这份，想找个地方挂着。」他看了一圈店堂，「林师傅，你这墙上，钟多。」
林越接过镜框，看了很久。他把它挂在那只旧挂钟的旁边——挂钟后头的铁皮盒已经空了，可钟还在走。一墙嘀嗒声的正中间，挂着一份公道。
天擦黑的时候，陈一舟也来了，没空手，拎着一包炒花生。老头的背更驼了，可眼睛亮。他说复查组给他记了个「配合有功」，功过相抵，处分免了。「我这辈子最后一个案子，」他说，「总算是办干净了。」
四个人，一张柜台，两瓶酒。墙上的钟走到八点，那只老座钟当、当、当，敲了八下。钟声一落，满屋子的嘀嗒声接着走，一秒都不差。
赵小山说起搬家公司接了个大活，沈青禾说省报下个月要她回临江跑河长制，陈一舟说江边新开了家面馆，浇头是正经的鳝丝。林越听着，添酒，倒酒，话不多，可每一句都接住了。
他喝到第三杯的时候，忽然看了一眼桌子对面。那里有一只空凳子——父亲生前每年十月十七，对着坐一整夜的那只。今天凳子上也摆了一副碗筷，是他刚才摆的，谁也没问为什么，谁都明白为什么。
烛火似的台灯底下，林越第一次觉得，那只凳子不是空的。父亲坐在那里，瘦，微微驼着背，手边放着他那盅白酒，闻味儿，不喝。他看着这一屋子人，看着墙上的镜框，看着修好的表嘀嗒嘀嗒地走，像看着自己修了一辈子的什么东西，终于对了时。
窗外，老巷的青石板反着春光。店里的十几只钟齐齐地走，嘀嗒，嘀嗒——
从今往后，都是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