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是有人在骂我。
「起开！挡道的死尸也不知道躲一躲。」
一只草鞋踢在我肋上。我睁开眼，眼前是一道深深的车辙，辙里积着黑水，映着天。天是灰的，一辆牛车正从我脸边一尺处碾过去，木轮沾满泥，轮辐上一根根都在我眼里转。赶车的汉子回头又啐了一口，牛屁股就贴着我的鼻子晃过去了。
我坐起来。
这不是我该在的地方。我该在一间开着空调的办公室里，对着屏幕上一封发不出去的邮件，等着六点下班。我记得我按了发送，然后眼前一黑——不是加班熬夜那种黑，是彻底的、断电一样的黑。现在我坐在一条泥街的边上，身上是一件粗麻的短褐，硬得像草席，领口磨得我脖子生疼。我低头看自己的手，是我的手，可指甲缝里全是黑泥，虎口有一道老茧，仿佛这双手替我干过许多我不记得的活。
我想，这大概是个很长的梦，一会儿就该醒了。
可空气不像梦。空气里全是味道——牲口粪、湿柴烟、有人在近处煎一种带茱萸的汤，呛得我打了个喷嚏。远处传来铜器叮当，还有此起彼伏的吆喝，说的是一种我听得懂、又不全懂的话，字咬得极重，尾音往上挑。我张了张嘴，发现自己竟能回话，喉咙里自动就冒出那样的腔调，像有人替我预先装好了一套。
街的两头望不到尽头。夯土的墙一段接一段，把这座城切成一格一格的方块，每一格开一个门，门楣上钉着木牌，我认得那字——「宜寿里」。墙头露出几重屋脊，越往一个方向越高，最高处那一片，飞檐叠着飞檐，在灰天底下泛着一层暗金。有挑担的、有骑马的、有推独轮车的从我面前流过去，谁也不多看我一眼，好像我这么一个凭空掉在街边的人，是这城里最不值一提的东西。
我扶着墙站起来，腿一软，才发现自己是真饿。饿到胃里像有只手在拧。
※
顺着人流走，就到了一处敞开的大市。
四面围着矮墙，当中一竿高高的旗，旗下坐着个戴帻的小吏，面前排着长队。里头是横平竖直的一条条肆，卖布的、卖粟的、卖鱼的、卖陶罐的、卖漆器的，招子挂得满天。我从没见过这么多人挤在一处买卖东西，声浪压过来，像海。有人抱着一匹绢，有人用绳串着一大串钱，边走边数，钱是圆的，中间一个方孔，我认得，那是我在博物馆隔着玻璃见过的东西——如今一串一串地从我眼前晃过去，晃得我心里发慌。
我摸遍全身，没有一个钱。
饥饿把人的脸皮磨薄。我在一个卖胡饼的摊子前站了很久，直到那卖饼的老翁抄起一根棍子：「看够了没有？没钱滚远些，别熏我的饼。」
我退开。转身时撞翻了旁边一个挎篮子的姑娘，篮里的枣噼里啪啦滚了一地。
「哎哟你这——」
她本要发作，抬眼把我上下一扫，那火气忽然卡在半路。我大概是狼狈得过了头。她啐了一声，蹲下去捡枣，一边捡一边拿眼角剜我：
「愣着做什么，帮忙啊。你把人家撞了，站着看戏？」
我赶紧蹲下去捡。枣沾了泥，我一颗颗捡进篮里，手抖得厉害。
她看我的手，又看我的脸，忽然问：「你不是这里人。」
这不是问，是断定。我一时不知怎么答。说我从一千七百年后来，从一个有玻璃有电梯的地方来？我张了张嘴，只憋出一句：
「我……不记得从哪来了。」
半真半假。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那眼神像在称一袋粟，掂量我几斤几两。末了她把最后一颗枣塞进篮，站起来，把篮往胳膊上一挎。
「饿的吧。」她说，不等我答，从篮里抓了三颗枣塞我手里，「先垫着。别噎死。」
枣是干的，甜里带涩，我嚼的时候眼眶莫名有点热。她已经走出去几步，回头见我没跟上，皱眉：
「跟着啊。傻站在市里，一会儿巡吏就要来问你户籍了。你有户籍么？」
我摇头。
「有印传么？过所么？」
我又摇头。她翻了个白眼，那意思分明是「我怎么捡了个这么麻烦的东西」，可脚下没停，只压低声音：
「没籍没引的，被逮着当流民，轻则遣走，重则没为官奴。跟紧我，别乱说话，问你就说是我远房表兄，从颍川来投亲，路上被劫了。记住了？颍川。」
「颍川。」我跟着念。
「我叫阿枣。」她头也不回，「你呢？」
我张口要说自己本名，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妥——一个从虚空里掉进这座城的人，报什么名字都是假的。我忽然想给自己起个干净利落、不惹眼的名。
「李……三白。」我说。我也不知为什么是这三个字，只觉得念着顺，像谁很久以前叫过我。
「李三白。」她重复了一遍，笑了一下，「怪名字。行，李三白，记好了，往后这名字可别再改，改来改去要出事的。」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往后三百年里，我要一次又一次地改掉这个名字，改一次，就是又送走一批人。
※
阿枣家在宜寿里最里头，一间半的土屋，父亲是替人抄书的，眼睛快瞎了。
屋里靠墙码着一摞摞的纸，还有一卷卷的简，散着墨和陈纸的味。老人听说我来投亲，又听阿枣一叠声地圆谎，浑浊的眼睛在我脸上停了停，什么也没戳破，只问：
「识字么？」
我点头。
他把一支笔、一方简递过来，指着案上一卷书：「抄一行我看看。」
那卷是《论语》，字我认得七八成，笔却不听使唤。这身子的手仿佛握惯了笔，一落下去，竟比我想的稳。我照着描了一行，交给他。老人凑到眼前，几乎贴上去，看了半晌，把简放下。
「手还成。字丑。」他说，「城里抄书的行市，一卷《论语》给二十钱，抄得干净给三十。你抄得慢，先跟着我打下手，磨墨、裁纸、晾书，管你一顿饭。等手练出来，我分你的活给你抄，抄一卷，钱对半。」
就这样，我在洛阳有了第一份活。
后来的日子我才慢慢摸清这座城。阿枣说，这里叫洛阳，是天子脚下，如今是太康年间，天下刚太平没几年——她说这话时脸上有种与年纪不符的平静，像在说一件随时会变的事。城里的确繁华：西边金市，东边马市，绢帛论匹地进出，胡商牵着骆驼从西头来，货堆得像小山。夜里坊门一闭，各家熄了灯，白日里那些体面的绸缎和铜器就都缩回墙后去了，只剩下更鼓，一更一更地敲。
阿枣教我的，不是这些。
她教我：见了穿好衣裳的人要让路，尤其是那种前呼后拥、坐着高车的，「那是贵人，贵人不高兴，能要你的命，你连去哪告状都不知道」；教我买粟要挑黄亮的，掺了沙的一捏就知道；教我坊里哪家的井水甜，哪条巷子夜里不能走；教我领了工钱当天就换成粟和布藏好，别攥着钱到处晃，「钱是死的，命是活的，乱世里，攥一把钱不如攥一囊米」。
「什么乱世，」我笑她，「你不是说天下太平么。」
她正在灶前烧火，闻言拿火钳拨了拨柴，火星子噼啪爆开。
「太平是他们的太平。」她说，没抬头，「我娘死那年也太平。」
我没敢再接。
※
出事是在一个抄书抄到深夜的晚上。
裁纸的刀是新磨的。我裁到最后一张，手一滑，刀锋顺着左手食指削下去，割了很长一道，深得见了白。血一下涌出来，滴在刚抄好的纸上，晕开一大团。我疼得倒抽一口气，抓过一块破布死死缠住，心里第一个念头竟是：这一卷废了，二十钱没了。
阿枣听见动静过来，看那血透过布，脸都白了，翻箱倒柜找草药，又骂我笨。折腾半夜，我才昏昏睡去。
第二天我怕沾水裂开，一直没敢解布。到了傍晚，那伤口不疼了，我小心地把布一层层揭开——
底下是一道浅浅的、已经结了痂的红痕。像是好了七八天的旧伤。
我把手举到窗前的天光下，翻来覆去地看。昨夜那道见白的口子，深我是记得的，血湿透了三层布，我也是记得的。可现在指上只剩一条淡痕，按下去，连痛都没有。
屋里很静，只有老人翻书的沙沙声。我盯着自己的手，忽然背上起了一层细汗。
——这不对。
人的肉不是这么长的。
我攥紧那只手，又慢慢松开，指腹上那条红痕在暮色里几乎看不见了。我第一次认真地想起自己是怎么醒在那条车辙边的：无缘无故地来，无缘无故地活。我一直当那是场没醒的梦。
可梦里的人，是不会这么快就长好一道伤的。
「李三白，」阿枣在门外喊，「发什么呆，吃饭了。」
我应了一声，把手背到身后，走出去。灶上的粟饭冒着热气，天边最后一点金色正从洛阳的飞檐上退下去。我坐下来，端起碗，忽然很想知道一件事，一件我那时还问不出口、往后却要用三百年去问的事——
这具身子，到底还藏着什么，是我自己都不知道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