旅馆住到第九天，我去看了房。
中介带我看的第三套，在二中斜对面的老小区里，六楼，没有电梯，三十八平米，朝南。阳台外面是一棵很大的法国梧桐，叶子伸到窗前来。站在阳台上，斜斜地能看见二中操场的一角，课间的时候，能看见蓝色的校服涌出来，像退潮时候海面泛的水花。
中介小伙子在旁边说这套房性价比高，就是楼老了点。我说：「就这套。」
他愣了一下，说姐你不多看两套？我说不用了。他不知道，我看中的不是房，是那个能看见操场一角的阳台。
搬家没什么可搬的。一个行李箱，一个相机箱，三块硬盘，一台徕卡。我把那张731天的纸条用相框装了，摆在床头——原件。相框是在楼下文具店买的，十五块钱，塑料的。这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「作品」装框，一张作业本纸上几行铅笔字，一个涂出界的太阳。
安顿下来的第一个月，我做了三件事。
第一件，推掉了图片社下半年的两个专题。主编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，说苏晚你想清楚，这个位置多少人盯着。我说我想清楚了。他说那以后呢？我说以后我就在这儿，拍这座城。他笑了一声，说这破城有什么好拍的。我挂了电话，站在阳台上，看操场上的学生上体育课。有什么好拍的？有。我欠了它十年。
第二件，在周姐介绍的儿童摄影工作室接了份零工，周末给孩子们拍生日照、百日照。第一天上班，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在镜头前哭得撕心裂肺，他妈妈怎么哄都不行。我放下相机，蹲下去，跟他平视，等。等他自己哭完。他哭了四分钟，哭完了，从妈妈手里拿过小汽车，自己玩起来，忽然冲我笑了一下。我按下了快门。
那张照片我没有修。孩子脸上的泪痕都在，笑得牙床都露出来。他妈妈看了说这张不好看吧，脸都哭红了。我说，这张是真的。她愣了一下，把这张照片要走了。
第三件，写信。每个礼拜天晚上写，礼拜一早上寄。我写这座城的事：长江大桥底下新开的面馆，老头们下棋的街角公园，秋天梧桐叶子落满我阳台的样子。我不写「妈妈想你」，不写「你最近好吗」，更不写任何一句解释。信末我只写一件事：我这个礼拜拍了什么照片。
第四封信寄出去以后，有一天陈屿给我打了个电话。他说：「信念念都收着。」
我握着电话，半天说出一句：「她看了吗？」
「我不知道。」陈屿说，「她把信都收在她房间里。盒子也拿回去了。」他停了一下，「晚晚，别问我她怎么想的。十六岁的孩子，我不知道，你更不知道。你就写你的。」
我说好。我说谢谢你。这是我们离婚之后，我第一次跟他说谢谢，也是第一次，他接电话没有急着挂。
日子就这么过。秋天深了，梧桐叶子黄了。我每天傍晚在阳台上拍一张照片，就拍操场那一角：跑步的，打球的，三三两两坐在看台边上的。我不知道念念在不在里面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会拍到她。也许她知道我在这边举着相机。我不知道。胶片机没有屏幕，按下去的那一瞬间我什么也确认不了，这反而让我安心——拍下来，不急着看结果，信任光自己会把事情做完。
十一月的一个礼拜天，我写完第十二封信，装进信封，忽然想出去走走。我沿着二中那面围墙走，走到校门口。礼拜天的校门没什么人，门卫室里坐着个大爷在听收音机。
然后我就看见了她。
念念从对面的小卖部出来，手里拿着一瓶水。她也看见我了。我们之间隔着一条不宽的马路，晚高峰的车流来来往往。
她站住了。我也站住了。
她没有过马路。她也没有走。她就站在小卖部门口的灯箱底下，灯光落在她肩上。隔着车流，我们互相看了很久——大概十几秒，也许二十秒，对两个十年没有好好看过对方的人来说，这已经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。
然后她抬起手，把手里那瓶水，朝我的方向，轻轻举了一下。
就一下。像打招呼，又像别的什么。然后她转身走了，背影汇入人行道，汇入这座城的傍晚。
我站在原地，车流一辆一辆从我面前开过去。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。十年里我在全世界看过那么多壮丽的风景，从来没有一道风景让我哭过。让我哭的是一条小马路，一个举着矿泉水瓶的十六岁的背影。
她举那一下是什么意思？是打招呼，是告别，是「我看见你了」，还是「就到此为止」？我不知道。我修了十年的图，习惯了把一切都修得明明白白、干干净净。这一次我不修了。就让它是虚的，就让它有噪点，就让它的意思悬在半空。
回到六楼的家，天已经黑透了。我把徕卡放在桌上，给自己泡了碗面。吃到一半，我想起很多年前马拉喀什那个清晨，想起那行灰色的「消息已发出，但被对方拒收了」。那时候我以为我面对的是一堵墙。
现在我知道了，那不是墙。那是一扇门，关着的门。门后面的人需要时间，需要我拿出比十年更长的东西，站在门外，不推，不敲，不辩解，只是让她知道：门外这个人，这次不走了。
我到底有没有问题？我到现在也回答不了。也许很多年以后，念念会替我回答；也许她永远不会回答，那我就带着这个问题活下去。
第十三个礼拜天，我又坐在灯下写信。窗外，梧桐树最后几片叶子挂在枝头，路灯把它们的影子投在我的信纸上。我写：念念，这周我拍了一张照片，是咱们这座城的日落。它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日落差。
写完我停住笔，在信的末尾，犹豫了很久，添了一句以前从来不敢写的话：
「今天风大，加件衣服。」
——一句普通的、多余的、全中国的妈妈都会说的话。
我把它装进信封，封好。明天一早，寄出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