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婆的胶片机里，那卷胶卷还剩七张。
我数着日子把它们拍完：天井的枇杷树发芽，拍一张；母亲寄来的腊肉挂在窗前，拍一张；阿棠坐在我的空屋子里大笑，拍一张。最后一张，我把相机架在五斗橱上，设了自拍，坐进画面里，和身后的四样东西合了个影。
冲扫店在两条街外，老板娘说老胶卷冲出来什么样不敢保证。我说没事，你冲，冲成什么样我都认。
三天后取照片。老板娘把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，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：「前面二十几张，不是最近拍的吧？」
「不是。」
「嗯。」她说，「后面几张是你的。前面那些，你回去慢慢看。」
我在店门口的台阶上就把纸袋拆了。前面二十九张，是外婆拍的。有些虚了，有些漏光，边角发灰——一卷胶卷在机身里躺了太多年。大多数是这个屋子和天井：枇杷树开花，晾衣绳上的蓝印花布，五斗橱上那排玻璃罐，阳光好的时候，罐子里的冰糖亮得像小灯。
最后几张，是我。
七八岁的我，趴在天井的小桌上写作业，铅笔咬在嘴里；十几岁的我，站在枇杷树下，别扭地躲镜头，手挡着脸，指缝里露出一只眼睛；还有一张，二十岁上下的我，蹲在外婆身边择菜，外婆的手在画面边上，只有半个手背。最后一张——我数了，是这卷的第二十九张——是我在睡午觉，侧着脸，阳光从天窗下来，打在我脸上。外婆按这张快门的时候，应该很轻很轻，轻得没把我吵醒。这卷胶卷就停在这里，后面七张空着，等了我一年多。
原来这台机器里，一直住着外婆看过的我。
我在冲扫店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很久，人来人往，没人催我。春天的太阳晒在背上，暖得很均匀。我想，减法做到最后，减出来的那个东西，原来一直在这里：不是我的，是外婆的；不是物件，是目光。
凡减得掉的，本就不属于我。剩下的这些，一样都减不掉。
第二年四月，枇杷树又开花了。
屋子还是空的，但和一年前不一样了。桌上有一盆薄荷——对，就是那盆被我们俩都判了死刑的薄荷，搬家那天我顺手掐了一枝，插在水里，如今长得张牙舞爪，把整个窗台都占了。墙上挂着洗出来的照片，用蓝印花布的碎角做了小夹子。床头还是那四样东西，加上一对银耳环，一台新相机，一枚黄铜顶针。
东西不多，但每一样我都能说出它的来历。说得出名字的东西，才是一个屋子里真正住着的东西。其余都是行李。
工作也有了。我给冲扫店老板娘帮忙，兼着给附近的小学上摄影兴趣课。钱不多，够交房租——哦，老屋的房租是零，所以够了。上个月周屿给我发过一次消息，说他要结婚了，婚房朝南，有一间书房。我说恭喜，真心的。他回了一个字：「嗯。」还是老样子。我看着那个字笑了，笑完把聊天记录删了。这是我今年做的唯一一次减法，减得心安理得。
阿棠还是常来，来了就嫌我家徒四壁，然后心安理得地占我唯一的椅子。我妈上个月又来了，这次没拎塑料袋，她学会了拍照，手机相册里全是枇杷树。她说，东西留不住，留住样子也行。我说妈你这句话像个哲学家。她说去去去。
前几天姨婆寄来一个包裹，里面是一双布鞋，她做的，针脚密得像印刷的。附言只有一行：「迟迟，天暖了，下地走走。」她也开始给我写信了，真的寄出来的那种，邮票贴得端端正正。
今天早晨，我在天井里坐着，喝白瓷杯里的速溶咖啡。光很好，穿过枇杷树新长的叶子，在桌上投下碎的影子。我搬出一台旧笔记本电脑——去年清东西时唯一没舍得卖的电器——打开，新建了一个文档。
光标一闪一闪。窗外有鸟叫。我想了想，打下第一句话：
「二十九岁那年冬天，我开始给我的生活做减法。」
写到这里，我停下来，喝了一口咖啡。咖啡是苦的，枇杷树的影子在屏幕上晃。这个故事我已经知道结局了，可我还是想从冬天写起。
因为减法的背面，原来一直是这个春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