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方言词想进普通话，正常情况下要过很多关：文人嫌弃、词典拒收、学校不教。「搞」却把这几关全跳过去了。它走的是一条非常规路线——跟着一支队伍走。
先看一个名单
先看一个耐人寻味的人口学事实。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，摊开籍贯看：毛泽东，湖南；刘少奇，湖南；彭德怀，湖南；朱德，四川；刘伯承，四川；邓小平，四川；陈毅，四川。
发现规律了吗？这些人全部来自「搞」的地盘——上一章那张方言地图上的湘语区和西南官话区。对他们来说，「搞」不是什么方言土词，而是张嘴就来的母语动词：搞革命、搞武装、搞根据地、搞土地改革。这些话他们从山沟沟里一直说到延安的窑洞，从窑洞一直说进北京城。
毛泽东尤其爱用。他的文章和讲话里「搞」字频出，直到晚年那句著名的叮嘱还是这个句式：「要搞马克思主义，不要搞修正主义。」一个湖南人嘴里的万能动词，就这样变成了全党全军的公文动词。
大白话：词是跟着人走的。当「搞」恰好长在权力核心的舌头上，它的命运就变了——不再是方言，而是「首长的乡音」。
机构是一台复印机
光有大人物说还不够。真正让「搞」铺满全国的，是二十世纪中叶那台史无前例的语言复印机：组织。
这条传送带是这么转动的：革命队伍扫盲、办识字班，教的就是干部们的用词；解放区的报纸、广播、布告，用同一种文体写作；1949 年之后，几百万「南下干部」把这套话语带到每一个新解放的省份；接着是绵延不绝的政治运动——搞土改、搞合作化、搞大跃进——每一轮运动都在全国的喇叭和报纸上把「搞」字重播亿万次。
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：一个词的地位，不取决于它多文雅，取决于说它的机构有多大。「搞」搭上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一台组织机器，几十年间完成了别的方言词几百年都走不完的路。到 1978 年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一版正式给它立户——不过如第一章所说，词典只是追认。它早就是全国人民的口头语了。
顺便破一个传说
关于「搞」的流行，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：这个字是作家夏衍抗战时在桂林办《救亡日报》期间「发明」的（传说里他还顺便发明了「垮」）。
这说法很动听，可惜不成立——第二章查户口时我们已经见过，清代四川话小说《跻春台》里就有「搞的满地是酒」了，比夏衍早了两百多年。这个传说真正的价值在于它透露的心理：当一个词红到无处不在，人们会忍不住想给它找一个「作者」。但语言不是这样运作的。词没有作者，只有乘客。夏衍那样的报人，顶多算是让「搞」在报刊上多搭了几班车的人。
留下一个问题
不过，光跟着权力走，还不足以解释「搞」为什么能扎根。被机构硬推出来的词多了，很多运动一停就死掉了。而「搞」不但活了下来，还越活越滋润，从公文走进了恋爱（搞对象）和饭桌（搞两杯）。
权力能送人上车，但不能替人留在车上。让「搞」留下来的，是它自身的某种语言特性——意思越空，反而越好用。这个反直觉的道理，就是下一章的主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