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章 · 银行手里全是坏账

上一章的账，最后是谁替国企兜了？答案不在国企自己的账本上，得翻到另一本账——银行的账。国企连年亏损却不倒闭，靠的是不断有新钱进来续命。这笔钱，绝大部分来自四家国有银行。而钱一旦借出去、又收不回来，它就从银行账上的"资产"，悄悄变成了一颗定时炸弹。

这一章讲的，就是这颗炸弹是怎么一点点堆起来的，以及为什么它一旦炸了，整台经济机器会跟着停摆。

先认清这四家银行

1990年代的中国金融系统，主干就是四大国有银行：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。它们不是四家普通银行，而是几乎垄断了全国的存款和贷款——老百姓的钱存进它们，企业要钱也主要向它们借。

这个结构本身就埋着风险。当一个系统的关键功能全压在少数几个节点上，这几个节点的健康，就等于整个系统的健康。它们扛得住，全局稳；它们出问题，没有备份能顶上。这一点，我们到本章后半段会反复回到。

坏账是什么：一堆收不回来的欠条

先把这一章最核心的词讲透。银行放出去一笔贷款，在它自己的账本上记的是资产——因为这笔钱将来连本带利要还回来，是它的一笔"应收"。只要借钱的人按时还，这个记法就没问题。

可如果借钱的企业还不上了呢？这笔贷款账面上还写着"资产"，实际上却成了一张永远兑现不了的欠条。这就是坏账，正式说法叫不良贷款——收不回本息、大概率要打水漂的贷款。

坏账最阴险的地方，在于它不会自己消失，只会静静地积累。一笔贷款还不上，银行往往不会立刻承认它死了——只要还没正式核销，账上就还能把它当资产挂着。于是坏账像水垢一样，一层一层贴在账本内壁上，报表看着还挺健康，底下早已锈穿。

坏账是怎么堆出来的：三条传导链

关键问题来了：这么大规模的坏账，不是天灾，是被一套机制一笔一笔造出来的。至少有三条链，把上一章国企的窟窿，源源不断地导进了银行。

一、贷款不是银行自己拍板，是上头下命令

在那个年代，四大行不完全是按"这笔钱借出去能不能收回"来放贷的。很多贷款是行政命令下来的：某家国企要发工资、要保开工、不能让职工闹事，上级一句话，银行就得把钱放出去。

一笔按行政意志、而不是按还款能力发出去的贷款，从它离开柜台的那一刻起，就有很高概率注定变成坏账。这不是银行看走了眼，是它压根没有说"不"的权力。

二、政企银不分：三个角色搅成一团

更深一层的病，在于当时政府、企业、银行三者的边界是糊的，行话叫政企银不分。

正常状态下，这三者该各管各的：政府定规则、企业自负盈亏、银行独立判断风险。可当时它们常常是一家人——地方政府既管着企业，又能影响当地银行分行的放贷。于是形成一个闭环：政府要政绩，就让企业上项目；企业没钱，就让银行放贷；银行不敢不放，因为它也归这套体系管。

三个角色一旦合流，银行就丧失了它最该有的那个功能——对风险说不。银行本该是经济系统里的一道闸门，谁的项目靠谱、谁还得起，它放；不靠谱、还不起，它拦。可闸门和上游是一伙的，它就只剩放水一个动作了。

三、软预算约束：还不上，反正有人兜

第三条链，接的正是上一章那个词——软预算约束：企业花钱没有硬性的"花超了就得死"的约束，亏了总有人来填。

这个逻辑传导到借钱这件事上，就变成了：企业借钱时，心里根本不打算、也不担心还——反正还不上也不会倒闭，大不了再借一笔新的把旧的盖过去。银行呢，也默认这些企业不会真让它血本无归，因为背后有政府这层隐形担保。

当借钱的一方不怕还不上，放钱的一方也不怕收不回，那么这笔贷款从签字那一刻起，就已经在走向坏账。约束一软，坏账就是必然产物，不是意外。

把三条链并起来看：行政命令负责把钱强行推出去，政企银不分负责拆掉银行的刹车，软预算约束负责让所有人都不在乎能不能还回来。三股力量朝同一个方向使劲，坏账不堆出来才怪。这不是哪个行长贪腐或失职的结果——换一批更清廉、更谨慎的行长上去，只要这套机制不变，账本照样会被坏账灌满。问题在结构，不在人。

坏账堆到什么程度：接近资不抵债

那么到1990年代末，坏账堆到了多严重？先说一个概念，才能看懂数字的分量。

银行也有自己的家底，叫资本金——简单说，就是银行自己的钱（股东投的、历年攒的），是拿来垫底、吸收亏损的那层缓冲。一笔坏账认赔了，先从这层缓冲里扣。缓冲够厚，扛得住几笔坏账；缓冲被扣光了，再亏就要动到储户的钱了。

当坏账多到把资本金这层缓冲彻底吃穿，就出现了银行最危险的状态：资不抵债——把资产里那些收不回的坏账剔掉之后，剩下的真实资产已经小于它欠储户和别人的负债，净资产变成了负数。

1990年代末的四大行，技术上就滑到了这条线附近。它们的不良贷款率（坏账占全部贷款的比例）高得惊人。这里必须说清楚：具体数字口径不一、争议很大。官方口径、不同机构的估算、以及事后回溯的口径都不一样，常见的估计从25%以上，一直到有说法称高达30%到40%。取个保守的量级感受一下：四家银行每放出去的每一块钱贷款里，可能有三四毛注定收不回。而它们那层资本金缓冲，远远垫不住这么大的窟窿——把坏账老老实实剔掉，净资产已经是负的。

之所以口径打架，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对"什么算坏账"本身就没有统一、严格的标准。后来才引入了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：把每一笔贷款按风险高低分成正常、关注、次级、可疑、损失五档，后三档（次级、可疑、损失）算作不良。在这套标准落地之前，坏账很容易被含糊地归类、被账面掩盖，真实数字比报出来的更难看。

为什么这是整台机器的单点故障

到这里，最关键的问题浮出来了：一堆国企欠银行的烂账，为什么会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经济？坏了就坏了，为什么不能像关掉一个亏损工厂那样，让烂银行自己消化？

因为银行不是一个孤立的工厂。回到本章开头那句话：四大行是全国的四条主动脉，几乎所有的存款和贷款都从它们身上过。用系统的话说，它们是这台经济机器的单点故障。

更要命的是银行有一个特殊脆弱点——它随时可能被挤兑。挤兑是指储户集体恐慌，同一时间冲到银行要把自己的存款全取出来。

银行的运作有个前提：它收进来的存款，大部分已经借给企业了，柜台上并不真的躺着所有储户的钱。平时没事，因为不会所有人同一天来取。可一旦大家听说"这家银行坏账巨大、可能资不抵债"，恐慌就会自我实现：你怕取不出来，所以抢着去取；你一抢，别人更慌，也跟着抢——银行手里那点现金瞬间被抽干，哪怕它长期看还有得救，也会当场倒在流动性上。

现在把这两件事叠在一起想：四大行本已技术性资不抵债，而它们又是全国储蓄的唯一去处。一旦某家真的爆发挤兑、真的倒下，恐慌会像电流一样瞬间传导到另外三家——因为储户会想，那家都这样，这家还能好到哪去？四条主动脉一起被抽干，意味着：企业借不到钱、工资发不出、结算停摆、老百姓的存款可能血本无归。这不是某个行业出问题，而是整台机器的电源被拔掉。

国企的窟窿，堆在国企账上，最多是一个个工厂垮掉；同样的窟窿，堆到银行账上，就变成了能让整个金融系统瞬间下线的单点故障。位置变了，破坏力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

先打了一针强心剂：1998年的2700亿

面对这个随时可能引爆的东西，第一步不是治本，是先别让它当场炸——给这几条主动脉先补点血。

1998年，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，把募到的钱注入四大行，用来补充它们的资本金。前面说过，资本金就是那层吸收亏损的缓冲垫。这一注，把四大行的资本金一次性做厚了一大截——按事后的数据，它们的资本充足率（衡量缓冲够不够厚的指标）从注资前约3.5%左右，被拉到了8%上下，也就是当时国际通行的及格线附近。

但要看清这一针的局限：它补的是缓冲，没动那堆坏账本身。2700亿让银行的账面缓冲变厚了，可账本另一头那几万亿的坏账欠条，一张都还挂在那儿。这就像给漏水的船多灌了些浮力，船没沉，可船底的洞还在漏。而且注资的钱是财政发债借来的——说到底，风险从银行部分挪到了国家财政身上，并没有凭空消失。

真正的手术还没开始

所以到这一章结束，局面是这样的：坏账的来路已经查清——行政命令、政企银不分、软预算约束，三条链把国企的亏损系统性地导进了银行；坏账的量级已经吓人——技术上把四大行推到了资不抵债的边缘；它的危险性也已经看清——银行是整台经济机器的单点故障，一旦挤兑崩盘，全局停摆。1998年的注资，只是抢在爆炸前打了一针强心剂，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，争取到了做手术的时间，却没有动刀。

真正的问题依然横在那里：那几万亿实实在在挂在账上的坏账欠条，到底该怎么处理？总不能永远挂着假装是资产。你不可能指望国企一夜之间都能还上——它们要是还得上，本来也不会有坏账。

下一章要讲的，就是这台手术里最反直觉、也最关键的一刀：既然坏账留在银行体内会持续腐蚀整个系统，那就干脆把这块坏死的组织从银行身上整块切下来，移到别处去单独处理。承接这些坏账的，是四家专门为此新造出来的机构——四大资产管理公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