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勘队进山是在三天后。
他们带来更多仪器，把云生石周围的竹子临时围起来，钻探机的声音低低响了一上午。村里人站在警戒线外看，像看一场迟来的诊病。中午报告还没出来，消息已经先在村里跑了一圈：下面确实有空腔，有暗溪，有几处被雨水掏空的软弱层。观景工程停工，方案重做。
陈芥来石屋找我时，院里的叶子已经晒干。我正把母亲的信重新装进牛皮纸袋，袋口写上年份。他站在门槛外，没有进来，手里仍拿着公文包，只是鞋上终于有了泥。
“江女士，公司会撤回原施工方案。”他说，“后续可能改步道，不动三号岩体。”
“它叫云生石。”
陈芥愣了一下，点头。“云生石。”
我们之间没有胜负可言。他也不过是被一套流程推着走的人，像我曾经被另一套体面推着离开。我送他到院门口，他回头看墙上的粉笔字，问：“这是江老师写的？”
我点头。
“挺好。”他说，“比项目名好。”
我第一次对他笑了一下。很淡，很短，像雨后石面上还没干的一点水。
中介的电话是在下午打来的。他说买家还在等，只是听说后山工程停了，价格可能要重新谈。我站在堂屋里，窗外的老枫树落下最后几片叶子。没有风，叶子直直落到地上。
“不卖了。”我说。
中介在电话那头沉默几秒，立刻换上职业的惋惜。“江小姐，您确定？山里房子后续维护很麻烦。”
“确定。”
挂断后，我没有觉得轻松。留下不是一首漂亮的诗，也不是朋友圈里一句“归隐”。留下意味着修屋顶、通下水、处理潮气，意味着我仍会回杭州交稿、赶车、付房租，也意味着我再也不能把满山说成一个已经结束的地方。
沈照下午来修窗。那扇窗多年关不严，一到夜里就响。他带了木条、刨子和一盒钉子，蹲在窗下量尺寸。我坐在桌边写信。信纸是母亲剩下的，边缘有淡淡的菊花纹。
外婆：
我叫江吟。你也许已经在别处听见过这个名字，也许没有。
我见到了你留给母亲的信，也见到了你留给我的照片。满山这几天一直下雨，云从石头里出来，像有人把很久以前的话重新递到我们面前。
这封信寄不到你手里。我还是想写。因为母亲说，山里有回声，人说出去的话，总要有人听见。
写到这里，我停笔。沈照的刨子声在窗边一下一下响，木屑卷起来，落到他的鞋面上。
“你要寄到哪儿？”他问。
“柳枝巷二十七号。”
“不是拆了吗？”
“拆了也有地址。”
他笑了一下，没有抬头。“也是。”
我把信写完，装进信封，贴上邮票。收信地址是苏州市城南柳枝巷二十七号，收信人叶曼青。寄信人写江吟，地址写满山村石屋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母亲为什么把未寄出的信分得那么清楚。寄出不是为了抵达，有时只是为了承认自己终于愿意让话离开身体。
傍晚，我和许伯一起去桥头。邮政所门口那只绿邮箱多年不用，许伯却说还能收，他每周会让镇上的邮车带走。我把信投进去，铁皮箱发出空空一声响。
许伯把手放在邮箱上，像替一个人按住胸口。“到了。”他说。
我没有纠正他。
回去路上，满山起了很轻的雾。老枫树下有孩子在捡叶子，挑最大最红的夹进书里。村小学的门被沈照重新钉好，陈芥留下的临时告示还贴在墙上，边角卷起。许伯说等过几天，他想把旧邮政所收拾出来，放江澜的记录本复印件，也放叶曼青的照片。谁要看，就来看。
“你妈教人认字，”他说，“现在也该让人认认山。”
夜里，我把母亲的墙擦了一半。
粉笔字太久，擦不干净，白痕留在墙皮里。我没有再用力。只在旁边钉了一枚小钉，把叶曼青的照片、母亲的日记复印页、我寄信前拍下的信封并排挂上。三张纸轻轻晃动，像三扇终于开了一点的窗。
沈照修好的窗不响了。屋里安静得能听见溪水。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是杭州编辑催稿：你那篇影展稿还写吗？
我回复：写。题目改成《离开以后，人怎样回来》。
发送之后，我关掉手机，推门出去。后山没有月亮，云生石藏在黑暗里。可我知道它在那里，知道雨来时它会生云，知道无风时叶子也会落满山。
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。不是等待谁，也不是告别。
只是第一次觉得，山没有挡住我。
它把我还给了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