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九岁那年冬天，我开始给我的生活做减法。
先减掉的是一个男人，和一间我们合租了两年的屋子。然后是工作，通讯录，四十三个群，和外婆留下的满屋子旧物。我像一只过冬前的松鼠，只不过方向反了：它们往里搬，我往外扔。
那时候我以为，减法就是扔。扔得越多，人越轻。
后来我在外婆的樟木箱底，找到三十七封写好却没寄出的信。信不重，一叠纸而已。可我捧着它们在那个冬天的夜里坐了很久，忽然明白：有些东西写了四十年都没寄出去，有些东西扔掉了还会回来，有些东西你以为减掉了，其实它只是换了个地方，继续活着。
这是一本关于「减」的书，也是一个关于「剩下」的故事。减到不能再减的地方，站着的那个东西，才是答案。
——见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