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一直不是那种让老师一眼记住的学生。
成绩单发下来，最上面几个名字总像站在灯下。我通常在中间偏上一点，离灯光不远，也没有真正站进去。老师讲题时，有些同学听一遍就点头，我要把例题抄下来，回家再算两遍。算不出来的时候，纸上满是橡皮擦过的灰，手指一抹，黑黑的一道。
我不太承认自己笨。笨这个字太重，像一扇门关上以后就不让人进了。我只知道自己慢。慢就早点开始，别人背十遍，我背二十遍；别人做完作业去玩，我把错题重新写在本子上。那本子封面很薄，角卷起来，里面一页一页都是红笔圈出的地方。
有一年期末前，学校停电。教室里一阵起哄，老师让大家回家自习。我抱着书往外走，天已经黑了，楼梯间有人打着手电筒，光柱晃来晃去。回到家，外婆点了一支蜡烛放在桌角。火苗被风吹得歪斜，影子落在书页上，字像在水里轻轻动。
我把数学卷子摊开，先做会的，再回头看不会的。窗外有人放电视，声音隔着墙传来，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唱。我听见弟妹在屋里翻身，听见水管里有细细的响。那晚我做完最后一道题时，蜡烛只剩一小截，烛泪凝在碟子里，像一堆白色的小山。
第二天老师讲卷子，点到那道题，问有没有人做出来。我举手举得很低，像怕别人看见。老师让我上黑板写。粉笔握在手里有点滑，我把步骤一行一行写下去，中间停了一次，回头看了看自己的草稿。写完，教室里很安静。
老师说：「方法不漂亮，但对。」
我记了很多年。方法不漂亮，但对。这句话比表扬更适合我。我的很多事情都不是漂亮地完成的：读书不是，考试不是，后来工作也不是。我靠的不是灵光一闪，而是把事情拆开，慢慢磨，把最笨的路走到尽头。
升学那几年，家里能给的帮助有限。资料要自己找，报名表要自己填，路要自己问。去城里考试那天，我坐最早一班车，车窗上蒙着一层雾。我用手指擦出一小块，看外面的房子从低矮变得密集。车上有人打瞌睡，有人啃包子，我把准考证从书包夹层里摸出来，确认了好几遍。
考场外很多家长陪着孩子。有人递水，有人扇风，有人最后一刻还在叮嘱。我站在树荫下，把笔袋拉链拉开又合上。没有人送我，也没有人等我。那一刻我有一点酸，但很快压下去。铃声响了，人群往楼里走，我跟着往前。
卷子发下来，纸张很白。我先写名字，写完按住左上角，怕它被风掀起来。题目不算简单，我也有不会的。可我没有慌。不会的就跳过，会的就写稳，时间剩下再回来。那几年训练出来的东西，在那张桌子上慢慢派上用场：不求一把赢，只求一分一分往回拿。
成绩出来那天，我没有大喊。只是站在公告栏前看了很久，确认自己的名字真的在那里。旁边有人哭，有人笑，有人给家里打电话。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硬币，走到电话亭，拨出一个号码。电话接通后，我说：「考上了。」
那边沉默了一下，说：「好，好。」
我挂了电话，走出电话亭。太阳很大，路面晒得发白。我忽然觉得，人有时不是靠一句鼓励活下来的，而是靠某个具体结果：一张录取通知书，一次通过的考试，一个写对的答案。它们像路上的小石头，不华丽，却能垫住脚。
我知道自己以后还会遇到很多比考试更难的事。可那天我也知道，只要目标还在那里，我就有办法慢慢靠近。慢一点没关系，方法不漂亮也没关系，只要最后是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