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本书从一个带点情绪的评价开始：聪明得让人讨厌。走了九章，机制拆完了，账也算完了。最后回到这个评价本身——因为它恰好装着全书的最后一个答案。
「讨厌」是新东西的出厂噪音
想一件事：新想法在刚诞生时，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？它出现的时候，一定是在说「现在通行的那个做法，有问题」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新想法的第一次发言，都是一次抬杠。电灯泡是对煤气灯的抬杠，数码相机是对胶卷的抬杠，「地球绕着太阳转」是对所有人常识的抬杠。
于是一个社会能多快产生新想法，就等于它给「抬杠」开多大的通行权限。权限大，新想法多，代价是会议室里、饭桌上、议会里全是杠——以色列就是这个权限开到最大的样本。那声让你皱眉的「不对」，和新想法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，是同一个声音。你没法只要后者不要前者，正如第八章算过的账：一体式设计，不拆卖。
大白话：「讨厌」不是聪明的附属品，是创新的伴生噪音。对噪音的容忍度，就是一个社会为新想法支付的门票钱。
但聪明回答不了的问题
不过，这里必须把这本书全程憋着没说的一句话说了：聪明本身不是终点，甚至不是方向。
聪明回答的是「怎么办」——怎么省一半的水，怎么突破这项技术，怎么在九百万人的市场上把公司做进纳斯达克。它不回答「为了什么」——为了什么而活，为了什么而战，什么样的社会算好社会，聪明人的聪明应该花在什么事情上。后一类问题的答案不在智商里，在别处。
以色列自己就是最诚实的证据。一个把「怎么办」点满的社会，在「为了什么」上照样吵得四分五裂——第八章写的那些撕裂，没有一条是因为不够聪明。恰恰相反，是一群极其聪明的人，拿着不可调和的价值分歧，用最强的论证能力互相开火。聪明让争吵更精密，不让人更接近和解。这台机器能生产奇迹，但生产不了「值不值得」的答案。
也不要把这本书读成相面术
还有一个必要的澄清。这本书讲的是机制——历史、制度、文化如何塑造一个群体的统计特征。统计特征描述的是分布，不是个人。每一个具体的以色列人、每一个具体的犹太人，首先是那个人自己，不是这本书里的任何一条曲线。用群体印象去给面前的某个人贴标签，既是坏的统计学，也是坏的教养——历史上那条路的终点是什么，第三章已经讲过了。这本书读完后该带走的不是「以色列人都如何如何」，而是「原来这些行为背后有这些机制」——机制可以学习，标签只配丢掉。
最后一面镜子
所以这本书的结尾不是一张「如何变聪明」的清单，是一个场景。
下次开会，有人打断你，说「这不对」。你会感到那股熟悉的烦躁——全书的读者都认识它。这时候你面前其实有两条路：一条路把这次打断当成冒犯，用资历、流程或者沉默把它压回去，会议恢复礼貌，一个可能的新想法随之消失；另一条路把它当成信号——停三十秒，问一句「哪里不对」，让论证跑一段看看。
以色列这台机器的全部秘密，归根结底，就是那个社会在两千年里，一次次地、系统地、制度化地选择了第二条路，并且付了全部的成本单：噪音、撕裂、傲慢、四次没投出结果的选举，以及「聪明得让人讨厌」这个名声。
你不需要成为以色列。你只需要在下一次被抬杠的那三十秒里，知道自己在为什么付费、买到的是什么。
这就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