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一样东西走得越准，越容易让人忘了，是谁在替它拨针。」
安福路的清晨是从霜开始的。梧桐把一夜的白挂在叶尖，天没亮透，铜插销的凹槽里积着一道化得很慢的细边。这个点，整条街是空的，安静得能听见炉火，能听见一辆早班车碾过湿路面。
然后有了一声闷响，像一袋米从高处落下来。
四十七号楼下的人行道上多了一个人，脸朝下，趴在方砖上。五楼的落地窗开着，朝外，对着梧桐的树梢一动不动。窗、姿势、这半年人尽皆知的那些债——每一样都严丝合缝地扣在一起，扣成一个不需要人再多问的答案。跳的。债逼的。外人哪里说得清。
那个答案太顺了，顺得让人踏实，顺得让所有别扭都显得又小又不讲理。可有人盯着那双摆错了方向的鞋，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；有人凑近那摊已经死透了的暗色，量出一处对不上的地方。破绽从来不吵闹，它只是很细，扎进去不深，却拔不出来。
这条街上有很多钟。修表匠满墙的钟，指针分毫不差；死者腕上那块摔碎了，停在三点十四分。后来人们才发现，那个清晨，每一块表都停在三点十四分——除了一块，它一直在走。
一桩坠落，一条越查越清楚的线，一个仿佛只等着被人漂亮地解开的答案。请记住这份清晰。越是干净的证明，越值得你问一句：它是自己长成这样的，还是有一双极稳的手，早早替它校准好了每一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