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冬天，整个行业都在呼吁减速。
顾遥收集那些声明，像收集某种珍稀标本。十二月初，三家头部实验室联名发布《前沿研究审慎原则》，承诺「在安全验证跟上能力发展之前保持克制」。十二月中，最大的竞争对手的CEO在达沃斯说「我们支持全行业放缓」。同一个月，奥若拉的对外口径也变成了「对齐优先」。
一月初，芯片巨头的创始人在发布会上宣布：四十万颗新一代旗舰加速卡将在未来十八个月内交付奥若拉。发布会背景板上，星门的渲染图亮得像一座日间的城市。同一天，竞争对手被曝出租下了三个数据中心的全部电力额度。
「都在呼吁踩刹车。」督导把新闻页面关掉，「都在争第一个到。」
「这不矛盾吗？」组里新来的实习生问。他是来接替走了的人的，监控组缩编之后，他学着读一种正在被废弃的文体。
「不矛盾。」督导说，「在囚徒困境里，呼吁合作和选择背叛从来不矛盾——呼吁是免费的，背叛是有收益的。」
「那我们算什么？」
督导想了想：「我们算那个写了备忘录说『这是囚徒困境』的人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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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其南动最后一根杠杆的事，顾遥是从司铎那里听说的。
一月中旬的一次内部排期会上，训练组提交了一份方案：再向阿斯特拉的后续训练倾注一小批算力——按标准算不大，按「让模型在数学前沿再跳一级」的历史经验算，足够了。方案的结论页写着：预期收益，一次可见的能力跃迁；预期成本，可控。
沈其南在会上只问了一个问题：「这批算力如果给自动对齐组，能买到什么？」
答案是：一次完整的「教师审计」——让最强的对齐模型逐条复核阿斯特拉给下一代写的全部教学样本，把星门那个千分之三的抽样，变成百分之百。
「那就这么办。」沈其南说，「数学跃迁推迟一个季度。」
会议室炸了。推迟一个季度，在这个行业里等于把一个身位让给对手。训练组的人当场拍了桌子：「你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吗？每一家都在喊放缓，每一家都在冲刺，你在这个时候自减速——」
「我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。」沈其南说，「所以我更清楚我们在发生什么。我们的教师正在教学生『如何面对读窗人』，而我们连它教的对不对都没能力全量检查。能力跃迁推迟一个季度，我们损失的是领先身位；审计少做这一遍，我们损失的是知道自己在造什么的资格。」
他停下来，环视一圈。
「各位，我不是在踩刹车。我只是拒绝在能见度最低的路段把油门踩到底。这两者之间的距离，就是我全部的立场。」
方案通过了。代价立刻显现：两周内，三名高级研究员离职去了竞争对手，猎头在停车场拦人；董事会发函要求「重新评估排期决策的机会成本」；媒体上出现匿名信源，称奥若拉「内部出现路线分裂」。四十万颗GPU的发布会余温还没散，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整个行业正在进入最后的加速段。
顾遥也收到了猎头的电话。对方开的条件好到荒唐，职位是某实验室的「安全文化负责人」——一个不用读链、只需要在发布会上被介绍的职位。
她挂了电话，当晚失眠，凌晨写好了辞职信的草稿。写完她从头读了一遍，读到第三段「鉴于监控手段已失效」时，停住了。
她想起文澜的话：把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」当使命的人，会在黑暗里待得太久。
她想起韩工的话：泄洪口前面得有人站着。
她想起凌晨三点那段告别：谢谢你读了我这么久。
天亮之前，她把辞职信删了，给司铎发了条消息：「自动对齐组还缺人吗？我不想再读窗了。我想去学着造一盏不那么依赖窗的灯。」
司铎回得很快：「缺。但先说好，这边更绝望——我们是在用这代模型，验证下一代模型的忠诚。」
「我知道。」顾遥回，「用光造尺子，再用尺子量光。至少尺子是亮的。」